绪论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
第一节 知青文学的主题视野
知青文学，其重要性不仅因其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中的数量与质量，更因其最能显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继承与反叛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以及对主流文学的认同与检讨。知青文学有当代中国曾经被忽略的人文精神、社会革命和市民世俗思想的主题视野。知青作家更现实，也更深入地体恤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苦难，并对之作真切的文学表达。这是“重写文学史”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内容与重要话题。
“前知青文学”、“‘文革’时期知青文学”、“知青追忆文学”、“知青后文学”、“后知青文学”——这是本书着重研究和比较的五个知青文学时段。它们之间的联系、差异和对抗，既是时态意义的，更是社会政治和现实变革乃至思想转变，包括文学观念逆转诸方面的。
流放和流放者的文学，对流放的独特的文学追述，流放者的感悟，精神放逐的自我批判与反思，既是中国殊异的社会革命方式所诱导鼓励的产物，又是革命时期的文学证词。理想憧憬的革命化与对之的反叛，它们外部状态的对立，隐蔽着一脉相承的内部情绪。
中国知青文学是五四文学直接的接续与发扬，它们在这一点上鲜明地区别于其他派别和新生代的文学，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最后一面旗帜。
“知青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现象，有其特殊的含义。我们认为，时至今日，知青文学已经走过近60年的历程。60年创作与评论的积累和沉淀使我们有较充足的资源能够准确地把握“知青文学”的概念内涵。
当代学者洪子诚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谈及“知青文学”的一种较普遍的说法：“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69页。这个较普遍说法的褊狭之处在于，一方面把“知青文学”的作者仅限定于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忽视了“文革”之前与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创作；另一方面，作品的内容应是主要有关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的遭遇，而非主要有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国内上山下乡历史研究学者把上山下乡起始时间追溯到1953 年，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页。终止时间延续到1980 年。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版，第852页。上山下乡在时间上覆盖“文革”，远远大于“文革”。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谈及的这种较普遍的说法，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知青文学”的认识。相比之下，比较有见地的观点则散见于一些论文中。这些论文虽然把“知青文学”的起始时间限定在新时期和“文革”，但基本上持题材决定论，即“知青文学”是写知青生活或主要写知青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自然不排斥同时反映非知青性的人事。李运抟：《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发展趋势探讨之二》，《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有论者还认为给“知青文学”一个狭义的界定还是必要的，因为知青生活题材是把知青文学从新时期其他各类题材的文学和文学创作潮流中区划出来的显著标志，是知青文学成长发育的最初的土壤，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代人在特定年代的坎坷经历，这段坎坷是那个特定年代一代人的生活和心灵缩影。孙旋：《新时期知青文学的界定》，《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45－46页。
关于“知青文学”的界定，采纳“题材决定论”，而不强调作者的“知青”身份。结合“知青文学”的自身演变，“知青文学”就是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这样的理解相对合理。
明确“知青文学”的概念之后，以下3个问题依然需要注意。
如何理解“知青文学”中的“知青”？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初澜》的“前言”中，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知青”。广义的“知青”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知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中小学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定宜庄把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排除在“知青”之外，认为他们即使被分配到边疆或农村，也以干部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
资，而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在理论上他们是被作为农民的。狭义的“知青”特指1963 年，随着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和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那些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经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来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各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2页。
定宜庄把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排除在“知青”之外，是一个明显的错误。1968 年12 月22 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63页。从毛泽东的指示里可以看出，当时有一部分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参与了上山下乡。知青文学中也出现过他们的形象，如电影《草原雄鹰》中的少数民族知青大学生阿力、阿米娜和中专生卡得尔，歌剧《向阳川》中医学院毕业后主动去农村当大夫的常翠华和受到教育后决心留在农村的医学院学生梁爱农，话剧《年青一代》中的上海地质学院毕业生肖继业和林育生，梁晓声《边境村纪实》中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动要求分配到乡下的王医生等。这一部分大学毕业的学生虽然以干部身份出现，领取的是国家工资而非安置经费，但也响应了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可见，“知青”应该包括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并在上山下乡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各类知识青年，尽管在比例上，各类知青所占的比重大小不同。
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家创作的非知青生活的作品，是不是知青文学作品？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这里说“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家”，而不说“知青作家”，原因诚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阐述的那样：“因为许多‘知青出身’的作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变化。”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69页。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等，在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和文学史叙述中，常有多种“归属”。他们有时会被放进“知青作家”行列，有的则曾在“寻根作家”名下生存过一段时间。只有以创作知青文学为主的作家，才可以称之为“知青作家”。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以写知青生活登上文坛后，很少有人一如既往地坚持纯粹的知青文学创作。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落幕，当知青生活作为素材的源泉看似渐趋干涸之后，要保持创作活力，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不断更新的社会生活。曾经的知青生活赋予他们知青视野，但这种“‘视角’或‘主体意识’只能揭示创作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理解的逻辑起点，并不能由此判断作品归属的范围或性质。规定作品归属范围或性质的只能是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即作品的题材内涵及相应意蕴”。李运抟：《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发展趋势探讨之二》；《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
如何看待知青文学作品的非知青化因素？李运抟在《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发展趋势探讨之二》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非常深入中肯的论述。李运抟把非知青化因素或趋向大致分为两种状况：变异性和分离性。所谓变异，是指知青生活、知青人事依然是这类作品题材内涵与审美意识的主体构成与重点所在，但非知青生活、非知青人事的呈现与揭示已经占据相当比重，不再是知青生活的铺垫烘托，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世界。分离，是指从作品的题材内涵、审美重点和人事艺术具象的呈现与揭示来看，非知青生活已经成为上述各方面的主体存在，而知青生活不但不为主体构置的所在，甚至仅仅成为“叙事视角”或“叙事主体意识”。对知青小说家族中这种变异与分离的现象，一方面，“非知青化”可以视为知青文学由初始的单一走向复杂的丰富，即由自我走向社会人生并由社会人生反窥自我的双向逆反表现；另一方面则说明知青文学自身规范的大幅度松动，隐藏着一种自我解体的趋向。李运抟：《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发展趋势探讨之二》；《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
“知青文学”概念的清晰是“知青文学”研究的基础。在“知青文学”中几乎没有纯粹的知青作家，因此对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家的作品不能一概视之为“知青文学”作品，要加以鉴别。对那些因非知青因素的扩张而导致质变的作品，也应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
这里有必要先就知青文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先做简略的扫描乃至结论性的评判，否则我们无法对当下发生的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有一个更为鲜明的印象。
知青文学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所不同的是，它的生成及发展过程均非常特殊地附着于政治运动乃至政策与制度。它是主流意识政策性体制性规范化表达的文学代言，它受控于政治意识形态，不是首先源于生活与心灵再附着于政治，而是相反，它先于生活与心灵而为某种政治功利与体制而生成。只是在其衍生过程中，不断在文学的或体制的漩流中，有限度地修正或回归自身的文学特质。这就决定了知青文学在以往任何时期，首先彰显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审美样态。即便是在拨乱反正的“伤痕文学”时期，知青文学也是首先成为为现行政治效命的文学手段。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它既是文学又非文学，它非文学又比任何文学形式更强烈地期望展现自身的文学夙愿。盖因为它始终与青年的性格和青年的文学事业结缘，青年的热血与精气始终无可遏制地流贯于它的经络之中。这种在僵硬的政治指令和缺失人性浸润的意识形态要求中，无法不奔腾起来燃烧起来的青年文学血质，就使知青文学不管在任何一个时期，都绽放着喷涌着青春的活力，以各种理念涂抹而生出的活力。
“知青”，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曾经浩荡于世的历史事象，在经过“文革”10年的发端与沉落之后，又过去了30年。40年间，知青文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表率，作为社会政治批判与社会理想的独特文本，它比任何其他文学形式，更为鲜明也更急迫地承担着对社会政治运动及其任务的使命。它被作为社会重大变革进程中最为直接的文学报告方式予以支持与鼓吹。作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承了这种使命，并在这种支持与鼓吹中获得了某种文学地位或政治份额。新时期以前的知青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说它更具有战地报告和传单鼓动的报告文本特质。它较少经过作家的心灵反哺就迅疾地与现实的政治需求同谋并同步发生。
郭小东曾经在《中国叙事》中，把中国的知青运动及其文学表现，归结为如下的表述：可以把1942年以降，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知青运动时期，1979年后称作知青后时期，知青后时期又可作细分：知青记忆时期（即80年代）、知青后时期（90年代）、后知青时期（21世纪以降）。这种分期其实是强调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同步性、共谋性乃至超越性。其间的情况自然是丰富复杂充满吊诡的。
第二节前知青及知青运动文学：乌托邦想象
1953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亦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随着团中央组织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文件的下发，一些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作品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王汶石的《夏夜》，马烽的《韩梅梅》，康濯的《林业委员》、《夏天的故事》、《春种秋收》，柯蓝的《洋土结合》，冯金堂的《红姑娘》，电影《金铃传》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些作品在创作上明显地带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倾向，人物概念化、简单化，是国家政策的传声筒。
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运动，它还只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是强调以改造思想、安置就业和备战备荒为主要目的的人力资源的调配。除了强制性的带有惩罚性质的诸如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外，基本上还是自愿的，规模零散，也局限在某些地域。表现在文学上也基本上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庞大的知青文学主题。这种现实状况，我们将其称之为前知青文学。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大多是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业余作者，诸如新疆的邓普，他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塑造了一个15岁的学生，通过种种阻力奔赴新疆建设兵团，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保护大堤光荣负伤终成残废的英雄形象。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拍成电影《生命的火花》。这是一部相当本色也充满着那个年代激情的长篇小说，它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一样，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修养的教科书。在写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刻地烙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印记和精神方式。
黄天明的《边疆晓歌》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了一批到云南潞江坝垦荒的知青屯垦戍边的光辉业绩，主要是突出了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对于生活真相的模拟和人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设置，自然是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和时流所牵囿的。但作品对云南边陲险恶环境中一群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乡村所产生的痛苦的思想碰撞，是刻画得相当出色动人的。
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是涉及知识青年支边的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的影响力和作品的思想激情相得益彰，而使之成为那个年代一首气势磅礴的进军曲。它的问世，可以说推动了那一代人奔向边疆的进程。他把奔赴边疆描绘成有如征战一般豪情万丈，似乎煽动着人们去向往追逐一种光荣的生活。今天读来，大约会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历史地看，这确是一首推波助澜般张扬革命理想主义的诗作。
《苦啊，无花果》是一部描写新疆支边青年的散文集。这部散文集里的文章都是支边青年作者自身的生活素描，真切的声音里有一种年轻的生命搏动，尽管今天的读者有理由从中读出一种无法理喻的意象，但是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巨大落差之中领略的那种生命感受，从其书名中就可以有所意会。它的书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特有的，翻开它，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陌生但并不令人反感的气息，每一代青年读者都会为之怦然心动的气息。
此外，豫剧《朝阳沟》和大型文艺汇演《军垦战歌》也是前知青时期社会反响极大的文艺作品，前者是直接表现城里人下乡当农民的新风尚以及在新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后者是反映上海支边青年在新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集中表现新一代屯垦戍边战士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
以上这些作品，都涵容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特质和社会流行时尚，都共同地拥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革命理想和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和豪情在现实斗争生活中的消长变化，自然最终是以革命理念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尽管也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斗争和矛盾，但几乎都是从单纯的政党的视角上去对现实生活做臧否：提升或者批评，并非按照生活的本质现象做出判断。基本上是“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文艺必须按照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迅速做出反应。“歌德”式的文学艺术自然在严峻的社会生活面前失却了它对现实应尽的责任和忧患。
“文革”时期知青文学主要是指1968—1978年10年间的知青文学。
这10年，是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偃旗息鼓最终引发了1979年知青大逃亡的10年。在这10年间，真正表现知青实际生活与思想情感的知青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地下运行的状态，而与受流行意识形态摆布的“显态”知青文学相区别，两种不同质的知青文学，即地上文学和地下文学在不同的轨道上同时并行着，形成了奇妙的知青文学景观。
大约在1973年前后，凋零的文坛出现了一批反映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其中长篇就将近十部，如《征途》、《分界线》、《草原新牧民》、《青春》、《山风》、《剑河浪》、《铁旋风》等，给当时凋敝冷落的文坛吹来一丝儿带咸味的风。在那个年代，这些小说能够问世，难免使人产生种种疑问，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我们客观一些看问题，便不难发现，那是由当时知青运动的社会情势和政治地位所致。它们的主人公是“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难道魔鬼的掌上没有漏光的处所？问题是这些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描绘了生活的真实，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本质？这才是我们要认识的。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要因为时过境迁，便仅止对它们撇嘴一笑吧。我相信其中许多作者是真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场景和人物表现，在现实生活也是确有踪迹可寻的。然而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令当今读者厌弃的印记。这当然不能怪作者和编辑，而只能怪产生那些作品的具体历史环境。”（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9页。
把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当作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是一堆政治垃圾，而是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复杂情况的。诚如上述，可以肯定，“许多作者是真诚的”。他们对知青生活是有过一番接触体验的，也确是怀着一种歌颂“新生事物”的赤诚热心从事写作的。有些作者本身就是知青，如张抗抗、汪雷，当他们拿起笔写作的时候，应该说是生活本身在召唤着他们。事实上，我们从小说中，不难感受到知青生活的独特气息。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说写出了知青生活的某些真实图景上的时代偏颇，透过那僵硬、不近人情、神化和造作的笔墨，剔除那令人生厌的帮腔套语和虚饰的“豪情壮志”，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幅比较接近生活真实(虽然所剩寥寥，但确有作者从生活中撷取来的情节，倾注着作者的真情)的画面，从中寻觅到那个时代知青们在宗教式的政治气氛里被扭曲了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这些小说的描写范围和情节焦点，几乎都是集中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期的矛盾冲突上。要检验小说描写的真实程度，只要对知青运动初期的知青思想状况稍作分析，就能得到基本的回答。
其次，我们似还应肯定这些小说在描写知青的英雄业绩方面，是多少保留了某些真实风貌的。也即从小说中多少可以窥视到某些先进人物的本色和英雄行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因为作者的创作初衷是在歌颂英雄，他们也确从生活中获得素材(如金训华等)，他们对于英雄是真诚的；另一方面，这种创作的初衷为当时宗教式创作法规所窒息而产生了变态，在英雄行为之上，人为外加了标签和光圈。正因为它们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外加的，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它们进行分解，馏化出被污染了的知青英雄业绩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的塑造来反证，如留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张大为、陶阿宝(《征途》)，欢欢、诸立顺(《山风》)，刘浏(《剑河浪》)，刘在民(《草原新牧民》)，彩虹(《青春》)，这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次要人物，因其性质致使作者能够无顾忌地表现他们，写出了真情，各个都写得十分可爱。这无疑是对宗教式创作法规的一种默默的不自觉的反动。
我们在论及这些知青小说创作中的矛盾状态和具有可资借鉴的因素的同时，并不因此排除它们由于受当时流行创作思想影响所造成的严重缺陷。这就是，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无一例外地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在客观上产生了为威权政治张目的效果。小说主要矛盾冲突往往缺乏生活的依据，为塑造英雄而去设置矛盾，用阶级矛盾取代知青思想改造中的矛盾。因此，大部分作品在结构上雷同，陷入公式化，往往以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暴露作为矛盾的高潮……由于作者把眼光注视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头，因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矛盾冲突，有意无意冲淡了这方面的艺术表现。
“文革”时期出版的有关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中长篇小说，并没有在知青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因大约是多方面，究其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知青所在的边疆乡村，传媒所及非常微弱，尤其是文学传播方式的落后与闭塞，许多知青无法及时读到书报。二是这些作品所描状的与真正的知青生活有相当距离。它们被视作是另一部分也许是“高级知青”的生活写照。其实，知青们虽然地处闭塞，思想中狼性未改，但他们对缓慢滞重流动着的时局应有一种预兆和感悟。他们热情地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很可能也以同样的程度排斥着这些作品。他们的生活里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文革”期间流传于知青中的地下文学，包括知青自身写作的文学作品。
这时期，地下文学以隐秘方式，在知青中以手抄本流行。有两类诗作值得注意，一是由“文革”前流行的外国民歌敷衍改编而成的，其改编大多出于《外国民歌200首》，诸如《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珊娜》、《红河谷》、《老人河》、《伏尔加河上》、《小路》等等，它们大都是俄罗斯民歌。主要通过借用这些熟悉的曲调和那略带忧伤而又感怀的歌词，略加改动之后，加以演绎编织而成。它是抑郁年代人性孱弱的宣泄，也是一种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声。二是知青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也可分两类，一类是纯抒情且尽量不触及时政无政治倾向的单纯抒写怀乡之苦的作品，如重庆知青写的《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巫山知青歌》、《广州知青歌》、《四季流浪歌》、《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些诗歌在知青中悄悄流行，以手抄本的形式，每到一地，都会有不同的改动，形成了许多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地下知青诗歌，是南京知青任毅的《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这首诗歌因流传广泛，传出国界，被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播放，改名为《中国知青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动人心弦。作者任毅因此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判刑10年，1979年平反释放，此时任毅已在狱中待足了10年。
这时期，比较有价值的是郭路生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知青文学在郭路生这儿初次表现了它的现代性曙光。它稍作闪动然后熄灭，正如后来新时期文学中以“伤痕文学”形式问世的《醉入花丛》，这部可称之为中国第一部黑色幽默作品的知青小说，也是在刚刚露头时就被扼杀了，它粗疏的表意及顽劣地与流行政治的对抗，使它过早中断了可能的发展。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思考，再次在“歌德”与“缺德”的争吵中被扼杀在摇篮中，作者李剑既是始作俑者又是被请入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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