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两汉之际社会与文学》：
班固传赞强调个人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这在《汉书》中屡见不鲜，前人论述颇详。这种强调可能有受《老子》影响的因素，更多的恐怕还是命定观在起作用。《汉书·司马迁传》赞日：“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跻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补注》引何焯日：“此赞本叔皮之论。”苏舆日：“自呜呼以下，则固自撰，详玩后书固传论词可见。”无论班彪班固，对明哲保身的强调都是由命定观自然推导而来，盖命定观强调对先天已定的个人性命的敬畏，明哲保身自然是个人行为的第一要义。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因着命定观，对先天确定的性命有种敬畏而甘心服从。这种敬畏与服从甚至使得班固有不少违背儒家教义的言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日：“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此赞言论出班氏性命之论而大违儒家教义。班氏以为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之时，何武诸人不宜自不量力，而应以保命全身为首要之义。《汉书补注》王先谦引黄震之言日：“班氏说未然也，武、嘉以刚正之资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贤如杀狐兔耳，何江河一蒉之足云。师丹引经义，开陈婉切，彼董宏何人哉，而以较胜负也，赏罚何足计哉，君子惟论是非耳。”黄震以儒家大义责备班固，所言固是，不知班氏一贯取向，此赞不过从其命定观推衍而来。
《盖宽饶传》赞亦是如此，赞日：“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所谓王生之言，是指本传中王生劝诫盖宽饶的一番话，其言日：“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裁省览。”王生之言强调明哲保身。班固惋惜盖宽饶不曾听从王生之言，以一己之世界观判断盖宽饶行为，倘若盖氏采纳王生之言，明哲保身，世上又安得如盖生之“国之司直”。班氏所言有误。
命定观对《汉书》的影响还表现为班固对各种灾祸征兆的大量描写。如前所述，班氏以为个人前定的性命可以通过各种征兆来认识，因而在史书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妖祥，《昌邑哀王传》日：“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又如《霍光传》日：“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枭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灌来捕禹，举家忧愁。”班氏作传每多妖祥之言，刺王、胥王与此昌邑王传皆集有此类言语，司马迁作《史记》则无类似记录。
需要辨别的是，这类妖祥灾异之言在班固看来正常得很，并不属于孔子所不语之怪力乱神之列，《汉书·酷吏·尹齐传》日：“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王先谦日：“《史记》作‘尸亡去，归葬’，徐广注‘未及敛，尸亦飞去’，《风俗通·怪神篇》说同。《公羊传》‘陈侯鲍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疏亦引此事为证。班氏盖以为诞而易之。”以此而言，则班氏亦不主怪诞之事，其屡记灾祥变异之事，实出于他命定观以征兆推知性命的习惯思维方式，并不以为与怪诞之事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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