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在去年的英国大选中还没有明显地粉墨登场。那部分是因为这些问题超过了党派政治，但也是因为那是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多半要靠政治议事日程中的那些更紧迫的问题来鼓吹。但是，科学常常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紧迫的冲击。各国政府与商业组织，个人也是一样，就需要专家意见——能够中肯地展现可靠程度和不确定程度的那种意见。
问题不期而至。比方说，2010年4月，冰岛的火山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提出了一些紧迫问题，事关火山学、气流模式以及火山灰对喷气发动机的影响。在此事中，知识基本上已经有了；缺乏的是合作，以及关于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的一致意见。可是，有时候关键的科学解释还不为人知。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爆发的疯牛病。起初，专家们猜测这种病对人类没有威胁，因为它类似于羊群中的痒病。痒病流行了200年，不曾越过物种间的藩篱。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测，政治家和公众稍得宽心；可是，结果这猜测是错误的。事态转到了另一边。禁售“带骨牛肉”，比方说，如今回想起来，是反应过火了；但是，当其时也，那似乎是一种审慎的预防措施，免得发生潜在的悲剧——以为它只能传染牛，万一它也能传染人呢？与此相似，英国政府有先见之明，积存了疫苗来对付猪流感——即便事情幸运：这种流行病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比大家担心的程度远为温和。确实，以同样的审慎分析来对付大流行病，凭借这种分析计算得出来保险费是多少（后果严重，概率就翻番），那么我们的结论肯定就是：缓解这种极端事件的措施确实应该提高等级。[这些措施需要国际合作。一场流行病是否会影响全球，取决于（比方说）越南的一个家禽饲养户能不能及时报告某种奇怪的疾病。
偶然有这样的情况：公众对一些很不常见的风险的看法与实际严重性之间，存在差距。对食品中的致癌物质，对低水平的辐射，我们烦躁过火了。但是，我们却无视“低概率、高恶果”的事件，这种事件才应该让我们更闹心。最近的金融破产，就是这么一种事件；但是，其他的还没发生呢——致命的大流行病是例子之一——应该列在议事日程的较高位置上。
上文提到的各种话题，表明科学无所不在，我们的生活和公共政策里都有科学。奥巴马总统肯定知道这回事；他让由顶级科学家组成的“梦想团队”来担任其政府中的一些关键职务。他认为他们的建议应该听取，“即便在不方便的时候也要听取——确实，在不方便的时候尤其要听取”。在英国，我们政府各部都有“首席科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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