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图，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像小偷一样，进入代表团的住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亡国灭种给戴高乐极大的刺激，而美英等国对他的轻视更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发誓要使法国成为“伟大的法国”。为此，他曾向美英两国提出，应由美英法三国共同主宰世界。对这个提议，华盛顿和伦敦均嗤之以鼻，笑法国不自量力。这无疑在戴高乐受伤的自尊心上撒了一把盐。通过这件事，戴高乐总算看清了华盛顿与伦敦的居心，决心摆脱美国的控制，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确定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任务时，戴高乐明确指出，法国的谍报工作不只针对东方国家，美国也应该是经常注意的目标。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对象、以互减关税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间谈判。谈判于1964年在法国戛纳举行，有54个国家参加。
法国政府知道，由美国发起的这次会议对于欧洲货币的前途，以及已出现疲软征兆的法国货币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前，美国提出削减对法国商品的出口，而且条件十分苛刻，明显可以看出美国压制法国的意图。戴高乐力图把欧洲团结在法国的周围。他把赌注押在黄金上，以此来削弱作为参考货币的美元的地位。
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依靠法国驻外大使馆的官员和联络员的报告来分析各国在这次会议中的立场，但这些情报的参考价值不大。对各国驻法国大使馆进行窃听，收获也不大。外交官员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很少在电话中涉及机密，相反，窃听机构倒不时被这些外交官耍一把——他们有时故意利用电话来“泄露”情报，蒙骗搞窃听的人。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还企图破译他国的外交密码，可机要室的人费尽心机，终一无所获。
情报机关不能提供有效的情报，这使得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非常生气。不知道别人的底牌，德斯坦拿什么去同美国人谈。弄清美国政府在这次会议中的立场对法国至关重要。
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不可能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钉子”，信号情报机构又特别无能，要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图，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像小偷一样，进入代表团的住地，搞到代表团的文件。“诱鸟笛”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命令下达到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又把它交给了第七处。第七处原先安插在一些宾馆、饭店里的内线终于可以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诱鸟笛”。
“诱鸟笛”是用来模仿鸟鸣的一种发声器，它可以把鸟引诱出来。“诱鸟笛”的行动范围一般在宾馆、旅馆和饭店里，通常三人一组，以工作人员或勤杂人员的身份出现在那里，执行任务时很方便，而且不易受到怀疑。
各国代表团将下榻于戛纳的美琪大饭店，这一消息让第七处十分高兴，因为它对美琪大饭店的情况了如指掌。饭店上上下下都有可靠的内线，他们可随时向第七处提供所需要的客房和套房，供他们安置特工、操作设备和无线电台，还可以临时安插人员充当侍者、司机、门房等勤杂人员。正因为此，第七处在美琪大饭店的活动次次得手。
“诱鸟笛”打听到美国代表团将由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率领。第七处派他们的“惯偷”雅克·韦兰到戛纳观察现场。他直达美琪大饭店，同内线接上了联系。在他们的配合下，雅克·韦兰被安排到准备留给鲍尔的客房。他把自己在客房里关了2天，对套房里的设施进行了认真、彻底的检查。晚上，他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嘈杂声从何处来，间隔时间多长，并在房间里反复练习摸黑走动，直到来回走动时不碰及任何东西，确保在夜间潜入该房间时不发出任何响声。他还取下了门锁钥匙的印模。
他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安装窃听器的地方，这就是窗帘杆。窃听器与窗帘杆的颜色一致，另外有厚厚的窗帘遮挡，一般很难发现。窗帘杆和窃听器都是金属制品，探测器很难区分。为确保万无一失，第七处准备在美国人检查完毕之后，再安装一台由实验室研制的定向窃听器，使其朝向天花板，通过它，在楼上对应的房间，就可以对鲍尔的谈话进行监听。
第七处并不指望能从鲍尔的私人电话里听到什么机密，只希望能窃听到他的时间安排，了解他什么时候不在房间，以便潜入他的房间，当一回窃贼。有些文件可以当场用米诺克斯照相机拍摄，但有的文件就必须偷偷拿出来用缩微法拍摄，然后在鲍尔回房前把东西按原样放好。第七处以往采取这类行动时，总有小型卡车在附近，这就是他们的流动工作间。卡车一般都经过伪装，带着“洁净洗染店”的标志，停在饭店的后面。
离开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吉斯卡尔·德斯坦下令要尽快看到材料。德斯坦专门派一名副手去戛纳，进驻在离美琪大饭店不远的菲力克斯旅馆，财政部长给他配了一架专机，由他在巴黎－戛纳之间来回使用，从而把窃取的文件不失时机地送回巴黎。
情报搞到后要迅速传递过去，需要一个称职的人员。他要在饭店上下左右来回奔走，还要审慎等候，泰然处之。最后，第七处利用一位女特工来执行这一使命。
她是一位伯爵夫人，出生于法国的名门望族，妩媚窈窕，一身珠光宝气。她是美琪饭店的常客。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特地为她租了一辆最豪华的高级小轿车。名车配上靓女，众人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团团转。一些外国代表团的保镖也大献殷勤，为她效劳。
美琪大饭店的十楼被与会的外国代表团包了下来。第七处派出了由15名精兵强将组成的行动小组，住进了第十一楼。他们把其中一套房间作为指挥所，一间客房作为监听站，一间客房用作照相冲洗室。通晓各国语言的特工昼夜值班，监听楼下每个房间里窃听器传来的声音。
万事俱备，只等“猎物”出现。
雅克·韦兰用万能钥匙轻轻地打开鲍尔的房门，悄悄地溜了进去
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会议开始前一天抵达戛纳。鲍尔抵达饭店后，他的助手和随行人员对将要入住的客房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就餐的时候，一名特工装作旅馆服务员，把微型定向窃听器安装到了窗帘杆上。
鲍尔上午到达，中午出门参加为他们举行的宴会，随行人员前呼后拥，好像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护卫着一艘航空母舰似的。所到之处人声鼎沸，脚步声、长官下令声和步话机声汇成一片。
鲍尔和随行人员一走，雅克·韦兰就戴着白手套，利用特制钥匙打开了鲍尔的房门。他欣喜地发现，这位美国副国务卿竟然还将书信放在桌上。原来曾经听说鲍尔有些马大哈性格，看来果真不错。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韦兰发现了一个锁着的公文包。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公文包，发现包内有各种文件，其中有华盛顿通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转交的电报和一份厚厚的报告。韦兰迅速将所有的文件用缩微相机照了下来，然后迅速撤离了现场。
在过道上，伯爵夫人和另外一名男特工正紧紧相拥，俨如一对情人。韦兰与他们擦肩而过，迅速把胶卷塞给他们，由他们送往楼上的照相洗印室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照片即冲洗完毕，一位特工把东西送到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特使手中，他坐上专机，把材料送到财政部长手里。
德斯坦看了这些东西，不由得惊呼起来。他连声称赞，说他们搞得好，摸到的情况真不少，要他们继续跟踪，随时报告。
情报人员发现，鲍尔在其他国家代表发言时，总喜欢在纸上写着什么，然后把本子塞进口袋。这应该是他对发言的反应、准备给手下人下达的指示以及争取达到的目标，远比在会议上分发的文件有价值。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要求特工把鲍尔的纸条、纸片弄到手。
把美国副国务卿衣兜里的纸片、纸条搞到手谈何容易。白天开会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鲍尔熟睡之时，才能偷偷潜入他的房间，从他的衣兜里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他们决定仍派雅克·韦兰来执行这项任务，协助韦兰行动的特工在地下室电闸箱旁边守着，一旦接到出现意外的信号，就马上拉断电闸，让韦兰趁着黑暗和混乱逃之夭夭。
当天深夜，特工们通过窃听器听到了美国副国务卿缓慢、平静而又均匀的呼吸声，说明他已经处于酣睡状态，随行人员的房间里也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辛苦了一天的美国人进入了甜美的梦乡，而法国特工还一个个精力充沛，毫无倦意。
雅克·韦兰用万能钥匙轻轻地打开鲍尔的房门，悄悄地溜了进去。他穿着特制的绉胶底鞋，行走时一点声音也没有。楼上，一名特工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倾听着楼下的动静。韦兰拿着微型小电筒，找到了鲍尔放在桌子上的文件夹。他轻轻地把它打开，看到里面有很多文件，就轻轻地把这个夹子拿在手中，然后再走到衣柜旁边，慢慢地打开衣柜的门。此前，韦兰对此柜进行过研究，知道如何用力才不会发出声音惊醒熟睡的美国客人。韦兰在鲍尔的上衣兜里搜了一个遍，找到了许多手稿，桌子离鲍尔睡觉的地方有2米左右，韦兰没法在那里照相，只好把手稿塞进自己的口袋，悄悄转身出门，把手稿送到临时工作间处理。随后，韦兰再次蹑手蹑脚，溜进鲍尔的房间，把手稿和文件放回原处，此时，这位美国客人还在梦中遨游。
财政部的专家对送去的文件和手稿，特别是鲍尔的那份报告作了详细分析。在这些文件中，法国看出了美国正在利用这次会议煽动欧洲人反对法国。一个旨在反对法国金本位立场的阵线将在戛纳形成。这份情报在法国上层引起一阵忙乱。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感到事态严重，便立即请示戴高乐总统。
戴高乐倨傲地撇了撇嘴，勉强吐出了两个字：“谢谢！”
戴高乐总统并不相信德斯坦的报告。他认为，欧洲各国已经坚如磐石般团结在他的周围，根本不可能发生反对他的事情。
“欧洲人吗？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必须先搞清楚，你们那些所谓的外交会议记录是从哪儿弄来的？”戴高乐用一种傲慢的语气询问财政部长。
德斯坦告诉他，是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在戛纳会议现场搜集的，应该是可靠的。
戴高乐顿时大发雷霆：“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你们瞧瞧，多不严肃！谁敢向我保证这些文件是真的？你们知道是怎么搞来的吗？”
德斯坦不知所措，总理蓬皮杜耸了耸肩。
德斯坦建议：“您要不要问一下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负责人？有关文件的可靠性，他们一定会向您汇报详情，让您放心的。”
“叫他们来吧。”戴高乐说。谁都知道戴高乐总统对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有成见。他一直坚持战争年代的观念，认为军人在情报战方面最有成就。他执掌临时政府的时候，军人在特工部门占绝对优势。他下台后，文职人员在情报部门唱起了主角，因此他并不相信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情报。他曾多次取消和改变他们的行动计划，有一次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请示批准破坏或击沉投机商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的船只，而总统以行动将会带来伤亡为由，下令取消行动。
考虑到总统对情报机构的成见，局长保罗·雅基埃不愿去见戴高乐。他推托说：“我不了解这件事。”办公室主任莫尔旺也推托说不了解情况，建议由勒鲁瓦去汇报。“菲维尔，还是你去吧。你去向将军作解释。”
于是，勒鲁瓦，这个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管子工”和“盗贼”头子，就不得不孤身前往爱丽舍宫，晋见总统。
戴高乐沉着脸，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把一叠影印文件朝勒鲁瓦面前一推，勒鲁瓦一眼认出那就是他们搞来的文件。
他带着轻蔑的口气说：“你就这些文件给我做些说明吧……”一脸的不满、愤怒和怀疑。
“我要了解全过程，”他以严厉的语气说，“你们是怎么行动的？是采用什么办法把这些材料搞到手的？”
勒鲁瓦很想提醒盛怒之下的总统，时局在变，变得对法国不利，然而，他没有勇气这样做。他也没有告诉总统，如果总统秘密掌握了乔治·鲍尔的意图，便可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捞到莫大的好处。
勒鲁瓦向总统一一叙述了偷拆外交邮袋、开启保险柜的经过，介绍了他们如何刺探在旅馆住宿的外国人的秘密。他还讲到，这回他们在美琪大饭店为窃取情报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
戴高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从勒鲁瓦讲话的语气中觉察到某种抑止住的怒气，于是开始琢磨起来。既然放在他办公桌上的这些文件凝聚着可贵的献身精神，是高超的技术和卓越的才能换来的成果，那就不容置疑了。
他轻蔑地打量着勒鲁瓦，说：“你能以你的名誉担保，文件确实是从鲍尔先生的公文包里取出来的吗？”
“将军，我可以保证，我说话是算数的。”
戴高乐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熟悉的小图章。只有在他亲自过目并认为可靠和值得签发的文件上，戴高乐才盖这个戳子。
戴高乐没有说明刚才曾怀疑勒鲁瓦的撒谎和不忠，更没有为一开始对勒鲁瓦的不信任表示歉意。在他那宽厚的眼皮底下，一双乌黑的小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这让勒鲁瓦感到一阵心寒。勒鲁瓦知道，在总统眼中，他们依然是扒手，是砸保险柜的盗贼。
他倨傲地撇了撇嘴，勉强吐出了两个字：“谢谢！”
这就是戴高乐总统给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在这次行动中所做贡献的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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