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文化坚定地认为以上种种都只是手段和工具，它却仍通过对所有这些工具手段的态度表现出它的特点，即一心一意地热爱完美，真诚希望天道与神的意旨通行天下，并且不会走火入魔，发热发狂。狂热的人看到人们盲目地迷信财富和工业主义，或是强健筋骨的活动，或是某政治的或宗教的团体——总之，害狂热病的人看到人们因盲目迷信这样那样的工具手段而危及自身时，他们就会大张旗鼓地反对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反对运动健身，反对财富和兴办工业，他们会用激烈的手段不准这类情形继续下去。但是美好与光明则有灵活性，这是真诚追寻文化时文化给予的一种回报。文化的灵活性使人看到，某种倾向可能有其必要性，甚至是有益的，它可以为实现将来的目标作好准备；但文化的灵活性也使人看到，服从这种倾向的一代代人或个人都做了它的牺牲，顺从这种倾向便没有希望达到完美；这种倾向的危害应受到批评，不然它会变得太根深蒂固，在达到目的后仍延续下去而不终止。
格莱斯顿先生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指出（别人也指出过同样的问题），为了给未来社会的富足安康打下丰厚的物质基础，目前奔向富裕和通过工业振兴社稷的伟大运动有多么必要。最糟糕的是，诸如此类的辩护词通常是讲给正在全身心地投入这运动的人听的。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些言辞，以此证明他们的人生方式十分合理，可结果是使他们在过失中陷得越发深了。而文化呢，文化承认发财致富、言过其实的工业主义运动有其必要性，也很乐于认可未来会从中获益的提法；但同时文化坚持认为，一代代的工业家，在很大程度上组成非利士主义的坚实主体的一代代的工业家，却做了运动的祭奠品。对待健身问题亦然，文化认为青少年一代所热衷的体育比赛和运动可能会炼就健康的体魄，以利于将来的工作。文化并不反对体育运动和比赛，文化祝贺未来，希望未来能好好利用更健壮的身体；但文化又指出，这期间，一代青少年被牺牲了。清教主义或许是必要的，有利于培养英国民族的道德素质；不奉国教或许是必要的，可以打破教会束缚思想的枷锁，为遥远将来的思想自由扫清道路。尽管如此，文化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多少代清教徒和不奉国教者的和谐的完美被牺牲了。言论自由对将来的社会可能是必要的，但这期间，《每日电讯报》的幼狮则被牺牲了。主张国人皆有发言权的政府对将来的社会可能是必要的，但这期间比尔斯先生和布拉德洛先生却被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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