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学生们的关系与我和《天桥骄子》中设计师们的关系有着很大不同。当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时，我可以告诉他们该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但是按照规则，我不能告诉《天桥骄子》中的设计师们该怎样做，也不能用言语之外的任何方式去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实属不易。在第1季时，奥斯汀·斯卡利特在给一台缝纫机穿线时遇到了困难。出于好意，我天真地坐到缝纫机边，帮他把线穿好。这么多年与设计师们在一起工作，我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把缝纫机的线穿好。可是没过几秒钟，一位制片人便把我叫出了制衣室。“你在做什么呢？”她问道，“你不可以这么做。” “只是个缝纫机，”我答道，“我只要1分钟就能弄好！” “但是，如果你帮奥斯汀穿了线，那么其他的设计师也会希望你可以帮他们做同样的事。”她说，“而如果你没有帮其他人的话，他们便会认为奥斯汀受到了优待。” 她是对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必须放手，任设计师们在困难面前挣扎。虽然花费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我还是适应了这个新的角色——位袖手旁观的导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很喜欢做一位可以亲身示范的导师。我喜欢那些年轻的、鲜活的思想，喜欢看到学生们的成长并从中吸收新的信息。每到学年结束，看着他们从学校走出来，带着更成熟的思想，收获了更多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知识，我便倍感欣慰。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职业教育者。事实上，非常讽刺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很讨厌学校。我真的非常讨厌学校。别误解我，我其实很喜欢学习。小时候，我在家里开展了无数个非常有创意的项目。我非常讨厌的其实是学校里的社交。那时的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而且还患有严重的口吃。我很喜欢我的卧室，觉得它就是我的庇护所。我痴迷于读书，因为只有书本能够带我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个时空远没有20世纪60年代那所名叫比弗的国立天主教小学压抑。)我也迷上了另外一些事：比如我对玩儿积木很上瘾，林肯积木、建筑拼装玩具，特别是乐高组合积木。我几乎会把每周的零用钱都花在买乐高积木上。在我年轻的时候，乐高积木还没有现在这么规范的包装，它们只是被成堆地捆在一起，你需要根据尺寸和颜色来购买，还有门、窗，以及最后的，也是直到现在还让我心动不已的部分——屋顶的瓦片。口吃加迷恋积木，就凭这两点你应该不难想象，我是个在学校里常被同学嘲笑和戏弄的孩子。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酷的小孩儿，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装成别的什么样子。在课问休息时，我也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中跟大家一起玩儿游戏的人。(无疑，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厌恶、轻视团体运动的原因，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我的父亲乔治·威廉·冈恩是一名极具男子汉气概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还曾是约翰·埃德加·胡佛①的代笔人。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古怪的举止一直令他闷闷不乐。他在少年棒球队当教练期间曾绞尽脑汁想让我融入到运动场上去。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我被人欺负了，还挨了打。回首往事，拥有一个硬汉型的父亲本应在很多方面很有帮助，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因此，我们的关系也很一般。更奇怪的是，即使他知道我在学校挨了同学的打，他也从来没有教过我该如何反击，甚至从未对我说过：“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对付他们。” 结果是我在打架方面的天赋糟糕透顶。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在剧场演出的钢琴家(是的，我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所以我不会出拳，因为怕打断了自己的手。这就意味着我只能成为一个咬人者或者是专扯别人头发的人。如果你和我发生冲突的话，这些就是我会做的事情。你会被我咬到，你的头发会被我扯掉。我甚至不知道我咬的是什么东西。我会变得很狂乱，抓住什么就咬什么。有一次一个采访者问我：“如果你和迈克尔·科尔斯打架，谁会赢？” “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当然是迈克尔·科尔斯会赢。”我回答道，“因为我只会扯头发，而他基本没有头发，我就没什么可抓的了。” 长大一些后，我不得不挑选一项运动，于是我选了游泳。我喜欢游泳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项个人运动，而且你无须出汗。(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礼仪意识也是好得不得了。)而且，我也很擅长游泳，特别是蛙泳和仰泳。为此我得到了一份出人意料、又让我无比感激的支持，我的父亲竟接手了游泳队的教练工作。因此，除了学习成绩之外，我又有了一件自豪的事，那就是游泳。我也有自己的钢琴，我练习了12年，弹得还不错。但是我不会和我的同学们分享这些事，因为他们只会用这些事继续戏弄我。当然，我也有些摇摆不定。究竟什么将会是我最擅长的东西呢？有什么能让我向同学们证明除了挨打之外我还有别的价值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些问题。我的执教生涯是以一种非常单纯的方式开始的。当时我只有25岁，科科伦艺术学校(现称科科伦艺术学院)一位深受学生们爱戴的前任教师罗娜·斯莱德邀请我当她的助教，给暑期班的高中生们上课。科科伦艺术学校是美国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博物馆学校之一，这里也是我的母校(我是76级学生)。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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