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智勇毅达聚于一身必胜
一个人成败得失，重要的往往不是当下，而在于有防备。
硕大的果实总是结在粗壮结实的树上，伟大的成功必定是经过百倍的艰辛获得的。伟大的成功者总是集智、勇、毅、达于一身。唐朝的郭子仪和现代的邓小平是这些优秀者中的典型代表。
智，智慧、智力、智能、智商、智谋、智略，是人的见识、智慧、计谋。人皆以此辨是非、裁对错、判得失、知进退、筹计谋、施对策。无智则莽，莽则坏事，无智则不知自己如何行动，如何在行动中趋利避害。智与不智，好比盲人和视力正常的人，行走、做事的效果自然不同。谋，既谋事，又谋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谋事则不能成事，要成事必谋事。谋事即把一件事琢磨透，琢磨透一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谋事必须谋人，琢磨他人，琢磨自己，把他人琢磨透，把自己琢磨透。这样就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他人。谋，要谋眼前，更要谋未来，不能谋划未来的人成不了大器。一个人成败得失，重要的往往不是当下，而在于有防备。生于忧患，方能死于安乐。智慧是权谋产生的源泉，权谋是智慧赖以发挥的途径。
中国历史上名将如林，但权倾朝野、善得终生、英名盖世者鲜矣，郭子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祖籍山西汾阳的中唐名将，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累迁至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他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大唐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国家安危系于他一身。最奇的是他在中唐乱世中能够保住自身和家人的性命、官位，享尽了世间荣华富贵，寿终正寝，“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年85寿终，赐谥忠武，配飨代宗庙廷。死后，他的子孙还继续享福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郭子仪这样封建王朝的猛将能臣所不能比肩的更伟大的人物--邓小平。邓小平一生历经磨难，英姿早发，大器晚成。他一生打过几十场不同规模的战争，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伟大而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健康高寿，家庭幸福，多子多孙，享受天伦之乐，身居高位又有普通人的情趣。
郭子仪的智。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卢杞当总监察官兼京畿行政长官。有一次他到汾阳王郭子仪家登门问病。郭子仪命向来在家不离自己左右的侍女、小老婆全部避开，而独自靠着床几接待。有人问他什么缘故，郭子仪说：“卢杞长得那么丑，女人们看见他，一定忍俊不住，笑出声来，而他心地阴险，会怀恨在心，一旦手握生死大权，必定报复，到时候我们郭家恐怕连一个孩童都保不住。”防备危险，在安乐中发现危险的温床，这是非常高的智慧。看到了危险，能够有效化解，转危为安，这是很高的智谋。
邓小平的智。1976年4月7日，受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影响，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977年7月17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在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劳动的过程中就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邓小平的伟大智慧领导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
勇，勇敢、勇猛、勇气、勇武、勇决。无畏谓之勇，胆量谓之勇，不畏难，不怕死，敢冒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遇到危难急重之事，最需放胆一搏。与敌手较量，凭实力，也拼心理。斗争就是斗心理，俗话斗心眼，看谁心眼更多。谨慎、理性是必须的、必要的，但过于谨慎、理性，就会失去机遇，因此必须勇敢出击。勇是成事的最后一锤，没有这最后一锤，前面的谋划都只能成空，不能变成现实。
郭子仪勇。在皇帝面前得宠的大太监鱼朝恩前来邀请郭子仪同游章敬寺以示尊敬和友好。宰相元载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派人秘密告知郭子仪说鱼朝恩实际上是要杀他。郭子仪的手下将士极力主张带一批兵将赴约，然郭子仪却只带了8个家僮轻松赴会。鱼朝恩很奇怪，郭子仪如实相告外面的谣传，说：“之所以只带了几个家僮，是因为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地布置一番。”鱼朝恩感动得当即掉下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意思是，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传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如果郭子仪不去，势必造成他和鱼朝恩之间的猜疑甚至矛盾，去也不会真的怎么样，因为郭子仪知道他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是不敢来加害的；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对付他，郭子仪也无法反抗。这一去，释了疑，不说多了一个朋友，至少少了一个敌人。
邓小平的勇。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面对“四人帮”造成的种种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复杂局面，他以铁的手腕、强硬的措施，在铁路、文艺、科技、企业等方面展开整顿，迅速扭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混乱的局面。
毅，毅力、毅然、刚毅、坚毅。坚强持久的意志谓之毅，不屈不挠谓之毅。任何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曲折、艰难、困苦，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挫折、困境，懦弱者选择逃避，坚强者选择挑战，逃避必然失败，挑战才能成功。一挫一战不谓毅，屡挫屡战方谓毅，坚毅是成功和失败者的试金石。
郭子仪的毅。帝国的安危，维系在郭子仪身上几乎长达30年，国家在危难之时，每每依靠郭子仪来拯救。皇帝李隆基向西逃走，唐王朝命脉若有若无，郭子仪却能辅佐太子，使李姓皇族复兴。每每获胜后，一群奸邪小人用尽办法打小报告谗言诬陷，用诡计剥夺他的兵权，郭子仪有时自请辞职。无论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打击陷害，郭子仪都心平气和，不屈不挠，不利用灾祸要胁君王，不利用公事以报私仇，早上奉到出发命令，晚上立即启程。
邓小平的毅。邓小平经历过三落三起，百折不挠。第一次，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勒令检讨，撤职下放，劳动锻炼。直到毛泽东路线取胜，邓小平才抬起头来。第二次，上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从党的总书记一下子被打成“二号走资派”（“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被赶到江西劳动改造，一困就是三年。林彪垮台后不久，邓小平又被重新启用。第三次，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接替重病的周恩来工作不到一年，因天安门事件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再次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刚柔相济。邓小平办事虽以雷厉风行著称，但他并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藏而不露，寓刚于柔，刚柔相济。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着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达，达观，通达，达就是气度、度量。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开谓之达，对不顺心的事情放得下谓之达。凡事放不下，就会斤斤计较，就会患得患失，就会容不下人和事。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有宰相肚子才能乘船，只有肚量能放得下船的人才能成功成仁。
郭子仪的达。郭子仪与监军太监鱼朝恩有恩怨，鱼朝恩曾经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唐代宗大历四年的春天，郭子仪奉命回朝，朝野人士都担心恐怕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被人挖了祖坟那是奇耻大辱，凭郭子仪当时的地位和拥有的兵权，完全可以找鱼朝恩算账，甚至把鱼朝恩降职、整倒、整死，但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鱼死网破，即使把对方整倒，自己也难保善终，何况坟已被挖，报复于事无补。
邓小平的达。1967年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进行批斗。他把红卫兵的批判、诬陷当成耳边风，因为耳朵聋戴着助听器，不愿听时就关掉。邓小平常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 邓小平后来的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作出的错误决定，他复出后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者，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他会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一样地否定毛泽东，但邓小平却对毛泽东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功大于过，并且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
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写道：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智慧、智谋好比大脑，勇敢好比手脚，毅力好比心脏，达观好比情绪，四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组成一个整体，才能具有最大的力量，才能获得成功。有智无勇则弱，则徒有其名，只开智慧之花，不结智慧之果。有勇无智则莽，只能是一介莽夫，只能成一时之事，不能成一世之事。有智有勇无毅则易折，没有毅力和缺少毅力，极易被艰难困苦所打败。有智有勇有毅无达则易患，缺少达观的心态，极易患得患失，因小失大。必须有智、有勇、有毅、有达，四者集于一身，才能练成金钢不坏之身，磐石不摧之躯，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险阻，才能建功立业，功成名就。
智、勇、毅、达的另一面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切的斗争都要原则性，同时又要讲灵活性。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党的主席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三次被打倒、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率先起来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7日，他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4月10日，他又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央转发，其中的意见被充分肯定。
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既坚持了原则，表明了自己对“两个凡是”的态度，同时，鉴于自身当时的处境，又没有公开、直接刺激华国锋同志，直接批评“两个凡是”。在第二次复出前，邓小平曾非常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使毛泽东相信他可以重新委以重任。第三次复出前，他也向党中央承认自己在1975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表示真诚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和教导。
一切成功者都能够很好地掌握运用灵活性，而最高智慧的、最高尚的、最为人称道的灵活性，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灵活性。邓小平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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