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交际环境与我们所经历的西方工业化社会大规模的社会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置身于陌生人的包围之中，要在大街上或公共场所中看见一张熟识的面孔真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许多社会学家已对小规模村社向大规模社会的巨大变迁给人类交际带来的影响做过考察。在小村社或“初级群体”（参见第十五章）中，大家彼此都互相认识，经常见面，群体生活和个人生活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社会交际是生活的中心，每个人都在数不清的场合中与他人建立关系，任何人都别想隐居起来或使自己与他人隔绝。在这样的环境下，与他人交往大概就像吃喝或呼吸那样自然--对大多数个人来说，它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难以应付的事情。
当然，初级群体中少数人之间的持续交往，并不像田园诗那般和谐。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性适应的代价是社会奴役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尽管今天嬉皮士等的群居村或村社中的生活也许唤起了某些人的怀旧感，但那些尝试过这种生活的人可以证实：这种小的初级群体往往比在陌生人社会中可能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加专制。
从小村社的灭亡到大社会的诞生是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历史学家们把法国大革命定为这一发展历程的转折点。直到18世纪，小群体、家庭、氏族或村社等原始的社会单位的统治，对大多数人来说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国大革命和启蒙哲学为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启蒙的理性主义哲学主张，个人只有从村社生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摆脱“初级群体”的哺养（和束缚），才能成为独立的、理性的和幸福的人。
人类大概花了数万年的时间来适应那种小的熟人群体的生活要求，相比之下，最近这几百年或许太短暂了，所以使得我们对社会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巨大变革还不能适应。在这里，争论理性主义哲学、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想以及工业革命的需求，哪一个是造成简单面对面交际的村社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这种古老的社会生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全都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即在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尚未经历太多时间去适应的环境中，继续我们的社会生活。
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出现的那种大社会的社会生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的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我们在街道上看见的是千姿百态的陌生面孔，一转脸就记不清了，我们同这些人甚至永远也不会说上一句话、交换一个手势。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比如朋友、亲戚或熟人，散布在各个地区和各行各业；我们只是周期性地见到他们，彼此的生活只有很小的交集。我们可以和他人在一起工作、娱乐、过家庭生活或满足业余爱好，但很难有哪一个人能够满足我们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活动中的需要。我们都过着高度特殊化的、有着很大差别的社会生活，同某些人一起工作，同另一些人一起娱乐，又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家族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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