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观点虽然对单一的东亚福利模型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带有某些类似的独特性，在制度发展阶段上也呈现了相似的特性。这从国家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福利制度的发展、在照料社会服务中以家庭责任为中心的模式可以反映出来。
第一，从以经济生产与生长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寻觅到中日韩三国的共同点。依据各国位于重心的福利制度将各国的福利体制划分类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社会救助型（如美国）、社会保险型（如欧洲大陆国家）、社会服务型（如北欧）三种类型。（Ahn，2007）依据这种分类，东亚三国可以归类为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一部分社会救助项目作为填充的社会保险型福利体制。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以通过参与劳动市场而获得福利为原则，在三种福利类型中与经济生长的连接最为紧密。韩中日三国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是在国家主导型产业化过程中以城市劳动力为中心而导人的。这一点是支持生产主义或是发展主义的东亚福利类型观点的主要依据。虽然东亚国家之间细微的制度构成存在差异，但是，依据机能上的等价物这样的视角而言，制度上的差异可被忽视并且理想型的东亚福利机制是存在的。（As-palter，2006）
第二，中日韩三国都具有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共同点。当对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作用范围和适当性做评价的时候，三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水平较低于西方国家。在由政府主导的共同的社会福利制度项目还并不充分成熟的情况下，近期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照料服务也成为三国的共同点。不光是社会保险项目在扩大过程中，社会服务项目也还没有在这些国家内得以普及，这导致了照料的主体仍然由家庭来扮演。部分学者将这样的特征，也就是儒教主义福利模式的特征，看做是与西方国家福利模式区分的主要特点。（Jones，1990）从这样的层面可以看到东亚社会福利模式不仅把探讨的焦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以家庭为首的民间的作用也同时被重视，这里“福利混合”被设定为主要的关注对象。
但是在总结这样的共同点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提及的两个共同点仅仅为经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福利制度发展初期的特点。特别是以韩国和中国为首，东亚三国经历共同的经济急速增长，与之相伴的政治以及社会层面的变化也相当迅速。福利体制也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所提及的三国的共同特点本身并不具有稳定性，而是在发生着持续性的变化。相对来说，三国中较早时期经历加速福利制度发展的日本，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由民主党进行的政权交替之后，福利制度扩大。韩国也同样广泛关注最近以政治权为中心的韩国型福利国家应向哪个方向发展的论题。并且，为了缓解中国在经济急速生长之后带来的经济问题以及提高国民生活质量需求，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此外，中日韩三国由于老龄化为首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机能的弱化以及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比重增加等，带来护理服务的需求增加，公共护理服务需要扩充，因而东亚福利之间存在的社会福利体制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更加判断明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总结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福利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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