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的高级建筑留下了关于试验和理论猜测的一段佳话，而其尖锐程度也可匹敌建筑史上的任何传奇，可是，这段佳话并不存在一般的理论学说。现在，K·迈克尔·海斯（K.MichaelHays）为我们奉献了《建筑的欲望》，书中将新先锋派描绘成系统地挣脱、重新找回自己的建筑学，不仅思考了本方的历史地位，而且有意探索了建筑表达的可能性，直至对这些可能性的绝对限制。本书细细品来，令人不禁感慨：奥尔多·罗西（AldoRossi）的单数类型学碎片；彼得·埃森曼（PeterEisenman）的框架、平面和方格；约翰·海杜克（JohnHejduk）的墙体及其游牧式冒险手法；以及伯纳德·屈米（BernardTschumi）的电影学语法段落。海斯对建筑往事娓娓道来，指出建筑之所以面临种种自有的界限问题，就是因为客体当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自反性、困难和不妥协。
新先锋派是最后出现的、具有哲学意志的建筑学说。此学说是通过建筑来认识哲学问题的，并非只是阐述哲学问题，它把建筑当成关于其本体自反射性方面的客体，这种性质可以产生一种不屈不挠的欲望。海斯将批判理论的工具，连同拉康（Lacan）关于图像－象征－本真的三元结构放在一起使用，从而构建了建筑欲望的理论。此理论不仅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也设立了名词术语以及随后所有建筑实践挑战的内容，亦包括今天的内容。
本书讲“新”的目的是，让所有物质都能通过特定建筑媒介更具吸引力，其依据是塔夫里，以及更加保守的科林·罗（ColinRowe）二人申明的普遍事实，但这一事实是比格尔（Bürger）率先独立总结出来的。根据科林·罗的观点，如果历史先锋派与马克思主义分享共同的意识形态根基，也就分享了马克思主义誓要把形式与词语合而为一的哲学抱负——形式和词语也可以分别当作表情和内容、系统和概念、实践和理论、建筑和政体或者（比格尔术语中的）艺术和生命。“合而为一”之所以最后失败，原因在于术语的转变，因为转变之后，现代性的本体感受就必须在战后建筑学中构思——现代性完全转变为建筑左倾欲望目标，即建筑之极限条件。在《五建筑师》（FiveArchitects）的前言中，科林·罗声称似乎眼下的高级建筑学理论只能是这样：新先锋派的“体格—色欲”虽然秉承形式，但还是要把“士气鼓动语”降格为咒语。因为即便鼓动语沦为“逃避现实的星象神学”，体格还会“掌握雄辩力和机动力，而且还像原来一样势不可挡”。建筑评定不再有益了，与其说它在以效益来预示新的美好世界，还不如说它必须以其成就来预示世界，但要有所成就必须依据眼下的情况、以往色欲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本体的语言拔高形式，等等，还不能参照任何的外部情绪、基本原理或真实的社会抱负，等等：“接下来的突出优点在于，评定者并非是特别地自欺欺人，若事实成立，即可带来建筑或者社会的暴力或者突然的变异。”立体派和构成派的塑性和空间的发明归属于朱赛普·特拉尼（GiuseppeTerragni）、阿道夫·鲁斯（AdolfLoos）、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Rohe）和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等人，他们至今仍从意识形态上，对建筑这种平庸的媒介高看一眼。战后先锋派建筑师却是“好战的二手货色”。从斯卡莫兹（Scamozzis）豪宅风格到帕拉迪奥（Palladio）现代主义风格，可谓一系列的虚拟幻觉。然而，此系列风格之所以存在，仅是因为在其重复运用之前，人们已经接受了“高看一眼”，从而读懂了这些建筑师们的欲望。7
于是就有了塔夫里和科林·罗二人都认可的往事。在第一种要义上，20世纪早期的革命先锋派都在以外科手术的做法来调查本体的当今状况，即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Simmel）、乔治·卢卡奇（Gy?rgyLukács）和瓦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等人的社会心理大都市，以便识别属于其基本特征的、随后可以转变为艺术形式的模式，按照塔夫里本人的说法就是：
于那种感受而言，若其一边是从资本主义都市建设特征借鉴过来的视觉规范，一边是行为规范——改变和组织的快速性、交流的同时性、使用上的加快节奏和折衷主义等——的基石，就要减少艺术感受的结构，使之沦为纯客体状态（明显是种客体商品性的隐喻），从而令作为整个统一体的公众，一煽动便可在各个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20世纪先锋派在总体上承担的任务。8
在第二种要义上，已实现的自主形式尺度允许建筑反对极为社会化的秩序。它同后者是串通的，而同样的串通却把建筑送到做作的位置——争斗的位置，建筑尽管在力争产生体系方面的效应，却又与体系相对抗。但是，由此发起的形式语言——在垂直层序和水平堆栈、支架和格线中的简单几何体、呈序列的点和线、对角矢量和平面——随着某结果的产生而接受了绝对自主性，那就是：在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要义上，新先锋派建筑者可以从“真实状况”剥离出语言，重复同样的那些已经物化的形式，却使得它们转义成自我封闭的完全结构化的符号体系。新先锋派的重复就是：“那些承担独立任务的人士的重复，但他们只将判断力放到了重复的本体。他们的词汇表中的词语，都是在他们突发了巨大的幻想后，从剩余下来的、月球表面般的荒原之中收集起来的，所以停留在并不稳定的斜面上，将‘真实状况’的世界从唯我论中分离，完全覆盖了语言领域。”9在其看来，在论述时代的建筑学中，看客证明了：“建筑论述正在摆脱所有“真实状况”的联系。”10
建筑的社会需求的缺乏，即建筑在“真实状况”的缺乏总的看来是：对于支持塔夫里结论的不同建筑师而言，他们的工程和著作中都有大量的证据。但是，简短的附记，会提出较之塔夫里或者科林·罗许可的立场，更富于辩证的立场。以罗西和埃森曼为例，他们尤其对物化效应显得热衷和敏感，但他们的作品并非只是这种效应的牺牲品，因为他们都在批判性地表现这些效应。在罗西的类型学思想中，建筑元素的无情的分裂、雾化以及损耗，都似乎一丝不苟地沿用了卢卡奇称之为物化（Reification或Verdinglichung）的进程。然而，类型学（极似卢卡奇推荐的现实主义）涉及到一般思维的权力，涉及到捡拾起碎片、并将其组织起来的权力，还涉及到将物化只能作用于无生命量值的进程、倾向和质量等内容全部予以识别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对于卢卡奇来说，最能具体代表物化力量的感受形式就是，危机——这一点正如塔夫里在分析中所提到的，建筑记忆功能即将失效，记忆库有如此之多的分门别类，并且变得如此的贫瘠，以致除了最完全漂白的物质之外，并没有控制任何内容。在这个阶段，建筑认知使命是，面向这种危机背后的进程，反映或者煽动这样的看法：危机在整理之后即成为说教。
看客们可能在着手恢复社会和历史类型创建的含义——这的确是，在类型学有助创新的考虑之下的大型项目含义——具体是，将其定位于来自某种源自特殊历史要义、危机甚至创伤要义的抽象。至于类型学项目所依赖的极端状况——罗西《城市建筑学》（L’architecturedellacittà——1966年）所概括的欧洲城市的持续传统——当这种理论化工程结束时，已经作为同时代的感受客体烟消云散，为信息、广告和消费型的城市让路。丹尼丝·斯科特·布朗（DeniseScottBrown——只是为了举个例子）曾经在1971年提出过，跨越团体社会价值空间的联系已经取代了更多传统类型建筑需求。“拉斯维加、洛杉矶、莱维敦、WestheimerStrip高尔夫度假村（位于休斯顿——译者）的震撼单杆击球入洞、帆船俱乐部、合作社城市（Co-opCity）、肥皂剧的居民背景、电视商业广告和大量的杂志广告、布告栏以及66号公路（美国著名的抗旱之路——译者），等等，均为正在改变的、建筑敏感性的来源，”斯科特·布朗写过，“实际上，空间并非是郊野形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跨越空间的联系依然重要，依然它也需要在其说明体系中，具有象征和时代的元素。”11
尽管上面的手法均会有助于，大众媒介改变这个时期的、公共空间感受的极端本质，看客们也无需对其彩排，除非要去重温，与城市郊区广泛建筑开发相关联的、广告媒介物以及城郊商务区的新的服务分配问题。这些都使得看客，难以通过传统建筑和类型学含义，掌控城市空间的本质。倘若接纳消息则挑战了客体的触觉感受，声音也会像以往那样成为全部本体的租户所；信息正在构成空间并使之做好感受的准备。在这个新建的体系当中，斯科特·布朗、罗伯特·文丘里和其他人士，都已经发现了适合理解的新认知规约。在传统意义上，建筑表面认知也开始超越城市的空间感受。图像的消费开始取代了客体的创造，而图像的纯粹异质性，也引爆了城市的任何一种单一而又稳定的类型学。在多元的用户至上主义的郊区文化所锻造的符号和认知习惯中，公共含义正有待寻觅。因此，纷争，也感觉要在欧洲建筑类型学的传统，以及受人欢迎的美国人生活环境之间，爆发，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理论争斗的基本的纷争。
然而重点是，罗西并没有错过这场争斗当中的任何内容。因为罗西对类型学的沉迷似乎是种途径，它能够持续地确认传统欧洲城市的有限展示——以某些偶然、矛盾和近乎离奇的方式，通过新的启蒙透镜，折射了其关于形式的历史性逻辑——其特殊的记忆功能，也使得其能够于本体方面，准确地显示正在消失的新美体。罗西的作品，很可能交替运用了悲情或者不动声色的觉醒手法，显示它有能力令传统的欧洲城市——某些时候代表建筑本体——永远地消失，同时显示建筑先锋派已经抵达了它的终点。关于马西莫·斯科拉里（MassimoScolari）对于罗西和坦丹萨的评论，塔夫里直截了当地坚称，要考虑规范的重新确立问题：“罗西编排他的类型学调查所采用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线程，不会导向规范的重新建立，而会导向规范的解体，从而在紧急情况下，确认西美尔和卢卡奇的逻辑认同状况：某种保护生命、向生命开放但不会发生的形式。在他关于建筑存在的调查中，罗西发现只有已经存在的“限制”才是可以表达的。”12
当罗西和坦丹萨的作品，以及斯科特·布朗和文丘里的作品，同时构成了两个左右的存有分歧的问题时，它们即使在区别方面也都十分相似的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在文艺理论界得到了认同。对于罗西的“新理性主义”，与斯科特·布朗和文丘里的“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马里奥·甘德松（MarioGandelsonas）尽管给出了辩证的否定，但这与他的“新功能主义”一样，仅是首个泛泛理论尝试的例证。面对同样的差异，这种否定说也想解决一些关于建筑表达的矛盾，它们同属于社会文化要义以及建筑自主性。13未被注意到的是彼得·埃森曼的“后功能主义”，那是，他在1976年，以社论形式做答甘德松时所提出的主张，也是，在他“人工挖掘的城市”问世10年以后，开发出来的主义，而它实际上是对同样两种争议性（新理性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吸收和代替——它们构成了甘德松的、新功能主义的双倍否定和中和的规划。埃森曼扭转此规划的反证却是种定位，不仅令自主项目，因为用户至上主义者的异质性而必须拓展，而且令沉思的城市，迫于当下自身的重力而崩塌，所产生的不是差异性而是同一性。对于埃森曼来说，建筑并非如罗西所言，对自主性如此的望眼欲穿，以致它所寻求表达的极端体系迫向了自主。自主的身价是一种沦丧和形式的特殊化，它与其他社会考虑的联系正在被割裂，陷入孤独和无助的境地，变得极为适合支持它的社会，并且完美地代表和对应了这个社会。埃森曼并没有过多地认同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的发现，即关于恰有可能和乐于践行的未来的看法，只是将其当作看客自己都不清楚的、历史要义和主观处境的错误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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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欲望
类比
重复
邂逅
间距
注释
关于变更之中的新先锋派建筑的继承内容和政治策略，迈克尔·海斯奉献了内容翔实、言辞锋利的书面分析。《建筑的欲望》首先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建筑发明，引出新的思维方式，于建筑之中探索了有时候狂野、经常又不可能有的、内在的欲望；再有，就是跟踪了不可预言的运动和力量，它们都是近期于建筑方面体现和成为可能的内容。真是一篇概括建筑无意识性的力作！
——伊莉莎白·格罗希（ElizabethGrosz），罗格斯大学妇女研究与性研究系；《来自外部环境的建筑》一书的作者。
就在“真实状况”的决胜之剑大声地宣布理论已死的关键时刻，迈克尔·海斯又朴实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为那时的建筑学第一次领悟了本体的潜能，完全可以成为人类所欢迎且又是急需的概念实践。他的注意力放在了海杜克、埃森曼和罗西的重要作品方面，揭示了位于常规束缚下的本质和手法转移之间的明显联系，近年来的伯纳德·屈米和雷姆·库哈斯等人都在采用这种转移技巧；此外，海斯婉曲而言，让临时性建筑学的“真实状况”倒转过来，揭示出看客的新的“真实状况”因为要受到力量的驱动，会比以往更加神秘和无形。
——希尔维亚·列文（SylviaLavi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批判性的研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