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法度都是人为的谋乐利的工具，但不是违背人情的天然趋势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谋天然的本能的正当发展的唯一法门。礼制若违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说“圣人为天之所为”，即是此意。他很反对当时儒者的反人情论。例如胡瑷作《原礼篇》有云：民之于礼也，如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勉强而制尔。民之于侈纵奔放也，如兽之于山薮也，禽之于飞翔也，鱼之于江湖也，岂有所使哉？情之自然尔。
李觏驳他道：
觏不敏，大惧此说之行则先王之道不得复用；天下之人将以圣君贤师为仇敌，宁肯俯首而从之哉？民之于礼既非所乐，则勉强而制者，何欤？君与师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难也。而君欲以为功，师欲以为名，命之日仇敌，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礼为能顺人情，岂尝勉强之哉？人之生也，莫不爱其亲，然后为父子之礼；莫不畏其长，然后为兄弟之礼；少则欲色，长则谋嗣，然后为夫妇之礼；争则思决，患则待救，然后为君臣之礼。……凡此之类，难以遽数，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无是礼，则过恶袭之。情虽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礼废则子将失其孝……君臣之礼废则臣将失其忠。一失之则为罪辜，为离散。向之所谓情者.虽积于中，安得复施设哉？故日，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然则有礼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义，身尊名荣，罔有后患，是谓兽之于山薮，鸟之于飞翔，鱼之于江湖也。无礼者不得遂其情，为罪辜，为离散，穷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谓兽之于囿，鸟之于绁，鱼之于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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