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特别是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屈原作品中的“忧国忧民”也是对《诗经》的继承。从汉乐府民歌、建安以下的诗歌，到唐代的陈子昂、李白的标举“风雅”、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都可以说上承《诗经》的风格。
《诗经》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首创性的文学杰作，它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影响后世文学至深至远。一部文学史，可以说是在《诗经》的导引下得以发展的。
古代世界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的诗歌常见的类型有史诗、情歌、祭歌、农事诗，而《诗经》全有。此外，《诗经》还独有与周代的礼乐文化相关的宴饮诗。中国后世流行的祭祀诗、宴饮诗、农事诗、战争诗、怨刺诗、情诗，都源自《诗经》。
《诗经》已经跨越了国界，日本、朝鲜和越南，早在中世纪时就有了汉文版的《诗经》。从18世纪开始，《诗经》还出现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的译本。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早巳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七、《诗三百》的形成和结集
《诗》产生于民众的劳动实践，又与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娱活动密切相关，赋诗者，上自王者、贵族，下至农夫皂隶。那时还没有专业诗人出现，作诗者大都是有感而发，并没有想到结集成册，垂之永久。
《诗》在春秋间奇迹般得以结集，一是受益于音乐的帮助，二是得力于周王室的采诗制度。《汉书·艺文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周代官制确有行人、太师等职守，考之于诗的作者阶层的广泛、地域的辽阔，周代有采诗、献诗之制是可能的。
每年春天，王室派专门的采诗官“行人”，手里摇着木铃铛，定期到乡间去搜集百姓们唱的歌谣，这叫“采风”。回来后，再由掌管音乐的官“太师”给这些民谣重新配曲加工，然后唱给周天子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目的有二：一是“观民俗，知得失，自考证也”。二是收集乐章，制礼作乐。
《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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