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方以及立宪派许多骨干分子虽然在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中，为挽救清王朝出了大力，但仍然遭到-些死硬顽固分子的反对和攻击。
御史温肃攻击资政院议员“莠言乱政，居心叵测”。他在一个奏折中说：“窃资政院之设，所以代表舆论，非为乱党作导线也。乃臣查今年开院以来，议员到者仅愈半数。近闻乱耗，更纷纷私逃，开议时仅余数十人，按照院章已不足为舆论代表……乃近日所为，尤为令人发指者，战事方殷，筹饷为急，值此库储支绌之际。非借款以救目前，则前敌立形饥溃。乃该院必反对之，是何居心，湖北将士栉风沐雨克复汉口，方在得手之际。大兵云集，玉石俱焚，诚所难免。乃该院必诬其焚掠。严加以罪，近予为敌报仇。是何居心？武昌乱起首先下剪发之令，犹之洪逆初起以蓄发为标识也。我朝辫发之制相沿已久，去之未必立见富强。乃该院必欲比而同之，使人皆剪发，以暗蓄其排满之谋。是何居心？凡此数者，其事至显，其理易明，该院乃敢巧为尝试，一再欺罔朝廷。凡有天良，无不痛恨。”①
另一个御史欧家廉，则指摘资政院“有耍君之罪三，有误国之罪三，有通匪之罪五”，要求清廷“按律惩处”。所说的“耍君之罪”是“开院之初，乱事方亟，该院乘国危急，首请罪亲贵、开国会、赦党人，不得于去年，乃取偿于今日。耍君之罪一。既自请协赞宪法，又由张绍曾奏令起草，奉旨一日即以十九条要请宣誓，其事皆串同，稿由先定，不问可知。耍君之罪二。钦定宪法规仿日德，该院十九信条乃改用英国主义，而剥夺君权较之英国尤甚百倍，军人参预政治更为各国所无，刘歆逼玺，成济抽戈，无过是矣。耍君之罪三”。说资政院“误国之罪”是：“不许兵力平乱，坐令武昌负固，各省沦陷。误国之罪一。不许筹借外债，前日会议尚有数人反对，欲使军饷不支，全国坐困。误国之罪二。奏请剪发改历，易我正朔、服色，使政事纷扰，愚民惊疑。误国之罪三。”所谓通匪之罪是：“拟复张绍曾兵柄。通匪之罪一。拟请吴禄贞号谥。通匪之罪二。奏改革党为政党，使居显地，通匪之罪三。汉口既克即劾冯国璋惨杀之罪，江宁既胜即劾张勋惨杀之罪，为敌报仇。通匪之罪四。国事共济会欲以民主政体投票表决，大逆不道，令人发指，而该院竟提作议案，既不能通过，又欲协商阎臣代奏，其为敌作伥也可恨，其视君父如路人也可杀。通匪之罪五。”
欧家廉所谓国事共济会“欲以民主政体投票表决”而资政院“竟提作议案”，是在夸大事实。他在同一天的另一奏折中则说：“其尤为可愤可恨者，则莫如国事共济会，欲以君主民主政体召集国民，投票取决”。②明明是以君主或民主来投票表决，而非即以“民主政体投票表决”。其实，所谓国事共济会不过是袁世凯当上内阁总理大臣后指使成立的一个御用团体，是秉承袁的意图，代表袁的利益，在不同时期发表些言论，为袁上台抓权扫平道路作舆论。这个团体建议过要对政体进行投票，实质上是配合袁世凯既要挟清廷，又向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向两方面都施加压力。此事本无任何实质性意义。但欧家廉之流却借此哄嚷不已，可谓是惟恐天下不乱。他们所以当此时刻仍敢如此冥顽嚣张，乃是由其甘为封建君主制殉葬的奴才本性决定的，同时，也由于他们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仍然迷信大清王朝的“八旗精锐”可以一举而戡平革命起义，还在梦想清朝军队，不日便可“献俘奏捷”，大清王朝真是“皇基永固”呢！清军攻下汉阳之后，这个欧家廉更是大放厥词，说：“汉阳既克，武昌必下，武昌既下，则长江一带指日可平，长江既平，则东南各省亦传檄而定。”因此主张“匪乱宜剿不宜抚”，“惟有乘胜进剿，至一律肃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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