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研究领域：行政法基础理论，风险规制（食品安全法），生育法制等。主要讲授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法案例分析、宪法

    现代社会乃信息社会，如何确保信息收集使用中的自由和安全，已成为颇受瞩目的重要课题。当前，信息公法的各论性研究正在拓展，总体性研究亟待加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学术文丛：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以“现代社会的信息公法”为主题，收录了小山刚、宇贺克也、张道义等学者的七篇文章，既研究了德、日信息公开、信息保护的制度现状，也探讨了个人的信息自我决定权、在信息公开法缺位时如何实现开放政府、广播电视自由及其界限、国家秘密设定权的配置等专门问题，展示出信息公法可能进一步开拓的多个面相。
    “学术专论”栏目收录了五篇文章。德国国法学大师拉班德的国家法译文，是其作品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奥特洛夫对于德国行政法院法官的描述，让我们能够快速把握其制度结构；日本京都大学高木光从性质和功能的角度阐释了行政法的执行体系，为重新审视行政法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视角；美国西北大学凌洋探讨了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问题，可谓国内对美国实质性证据标准最为详尽的展现：台湾成功大学王毓正关于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的文章，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基本法律效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研究。
    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学术的发展脉络。“公法名家”栏目的四篇文章，既有总体上对德国国法学大师们的素描，也有关于史坦恩（德国）、笕克彦（日本）、张知本（中国）的思想雕刻，一位位公法名家由此鲜活起来。

    （二）使天平倾斜的要因
    所谓自由与安全的平衡，原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包括各种自由，“安全”也包括各种内涵。不仅对自由的限制程度各不相同，而且，安全受到破坏的概率也有高低之分。与此相应，在个别、具体的调节中，天平向安全倾斜的要因也是复合性的。
    第一，就因安全而受限制的自由而言，有时会出现依过去的定义、理解无法完全把握的情形。比如，无论是电子眼、通讯监听，还是对居所的听觉性监视，不仅并不会直接发生因其措施而活动受限制的效果，也不会直接产生某种具体的不利益。因此，对于一般的隐私权、单纯的个人信息而言，当不发生公开、滥用等具体侵害时，就存在着作出过低评价的倾向（虽然通讯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中有明文规定的保障可另当别论）。
    第二，就为了在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等大规模的灾难中使生命免受侵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言，其措施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或起诉那些细微的违反秩序的行为，况且，储存数据（资料）也有助于预防或起诉将来的犯罪。可以说，所有有益于某种目的的措施，通过效果相加，其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会得到强化。
    第三，在其损害越是有可能达到不能忽略的范围、程度，越是要求安全的市民的呼声高的情形下，仅仅依靠以具体危险作为界限的干预就会陷入错过时机的局面。因此，此类情形下自然会强烈要求预防性的规制、干预。从预防的观点而言，如同作为防止疯牛病的对策全面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那样远远提前于具体危险这一界限，对不特定的多数人采取的监视措施以及外国人人境时通过指纹登记手段对入境的外国人所采取的信息收集、保存等措施，也应当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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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现代社会的信息公法
“安全”与信息自我决定权
德国社会法典的个人资料保护
日本信息法制的发展与课题
日本的信息公开制度：回顾、现状与展望
回避法定知情权的开放政府
——香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评析
论广播电视自由及其限制
——以德国与美国的宪法经验为借鉴
论国家定密权的配置

学术专论
德意志帝国国家法
德国行政法院法官的画像
法的执行体系论与行政法的理论体系
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标准
——以美国实质性证据标准为视角
简析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之规范内涵、功能和施行现况

公法名家
德国国法学大师印象（一）
德国国法学者史坦恩
笕克彦与近代中国立宪构想的展开
直接保障主义与中华民国宪法
——以张知本的宪法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