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译者:沈晓雷、高明秀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是中非关系问题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撰写的最新力作，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评论家认为本书对那些曲解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言论进行了有力驳斥。黛博拉教授既赞赏中国为非洲带来的财运和机会，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她看来，“西方把龙当作是强大又有可能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象征”，或许非洲人也会有这样的模糊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书名定为《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的原因所在。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任教于美国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长期跟踪观察亚洲和非洲，曾经在中国、西部和南部非洲生活，并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员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其他发展机构的顾问大量走访、穿梭于这些地区。

    不同于常见的判断，布罗迪加姆生动透彻的论证，强调了中国在非洲大量增长的、对该地区的援助并不是基于短期商业和战略利益，而是有着更广、更长久的目的。
    ——尼古拉斯·范德维尔（Nicolas Van de Wall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一本适时重要的书……很吸引人。一周最佳书。
    ——伊恩·博瑞尔（Ian Birrell），《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龙的礼物》，黛博拉·布罗迪加姆的新书，隐藏在那些天花乱坠的广告之后。它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洞察力，挑战我们的传统观念，让我们重新看待非洲的发展……（本书）使人深思、旁征博引……是关于中国参与者的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对话的基础。
    ——《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布罗迪加姆精彩纷呈的著作，在非洲和中国之间数十年游历和研究的硕果……这本平易近人且分析严密的书应该会被当作中非发展讨论的权威文本。
    ——肖恩·伯吉斯（Sean Burge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布罗迪加姆成功的为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信息和观点……这本被高度评价的书展示了中国人是以生意为目的的发展者，并彻底颠覆“中国在非洲是一个轻率的捐赠者”这一观念。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红太阳升起
　　冷战也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后，中国又差不多进行了四年的国内战争。1949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被赶到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台湾海峡——美国在1950年后将第七舰队派往这里——两边以未宣布停战的状态彼此隔海相望。尽管英国与北欧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承认北京的新政权，但美国却拒绝承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派遣部队前往朝鲜半岛，帮助韩国总统李承晚将朝鲜军队赶到朝韩边界线。中国志愿军在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集结，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进行支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经济禁运，这一禁运一直持续了超过20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的援助计划是在1950年以特殊的方式开始的，它在战争期间将粮食、药品、棉花及其他工业材料送给了朝鲜。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独立运动是中国早期援助的标志，但中国还向其他大多数与其漫长边界线相邻的国家（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尼泊尔）送去了援助。
　　1954年，中国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总理在与印度谈判西藏问题期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互不侵犯；
　　3·互不干涉内政；
　　4·平等互利；
　　5·和平共处。
　　一年后，周恩来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Achmed Sukarno）、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以及几十个新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共同在印度尼西亚秀美的山城万隆出席了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在爪哇省这块四面被壮观的火山所包围的中央高地上，代表了世界一半人口的他们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此时正值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使用的“第三世界”一词为人们所接受。]
　　50多年过去了，中国领导人仍然将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战略的基石。当前，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援助是一种伙伴关系而非单方面赐予的态度便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对“一个中国政策”压倒一切的关注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仍然坚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被认为是在干涉中国内部纠纷。这些经久不衰的原则与中国自身遭到美国长达20多年经济禁运的经历，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要求他们将政治条件强加到援助之上，或要求他们支持经济制裁加以拒绝。（当然，当前不干涉内政也便于在津巴布韦和苏丹等国做生意。
　　从矛矛到毛
　　殖民主义在非洲突然崩溃了。在某些国家采取的是暴力方式，比如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试图迫使欧洲统治者下台。中国向一些独立运动送去了少量的秘密资金、物资和顾问。其中一些，如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则获得了较多的援助。但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第一个官方援建项目，是在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不远的地方修建火柴和卷烟厂。
　　几内亚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或者唯美国马首是瞻，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或者为其他问题所困扰，一时还难以做出抉择。几内亚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拒绝了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让几内亚与其他法属殖民地一样保持半独立状态，继续保持与法国紧密关系的提议。1959年2月16日，《时代周刊》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巴黎宣布所有法国官员将在两个月内回国。杜尔傲慢地回答说：让他们八天就走吧。尽管法国店主和商人仍然待在几内亚，但350名官员及其家属开始撤离。法国人的司法权终止了。一艘满载大米准备前往几内亚的船转道去了象牙海岸。科纳克里电台暂时停止了播。几内亚人指责离开的法国人带走了所有的东西——医疗用品、官方记录、空调，甚至电线。
　　总督官邸正在遭到清洗，几内亚人发现有些实际上属于几内亚的家具即将被运回法国。于是一场双向交通的滑稽戏上演了，法国人将东西拖出去，几内亚人又将它们拖进来。当杜尔与他苗条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马林凯人）进入官邸的时候，他们甚至连一部电话都没有。
　　美国和苏联都急于取代法国在这块铝矾土矿资源丰富的前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均向塞古·杜尔提供援助。在杜尔巧妙地让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抗的时候，北京在1960年悄悄地向几内亚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约合2500万美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规定，中国派往几内亚的顾问享受“不超过几内亚共和国同级专家”的待遇，这对苏联和美国都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们的顾问不可能希望享受与非洲当地官员一样的待遇。当塞古·杜尔访问北京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至少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对他进行了欢迎。
　　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官方受援国反映了意识形态利益。除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之外，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马里（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也取得了政权，而且这两个国家也很快就获得了中国的援助承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独立，北京在非洲的目标显然要远远大于单纯地支持社会主义或革命运动。
　　首先，援助对于争取每个新政府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台北也积极拉拢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其次，意识形态分歧与担心遭到苏联摆布促使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莫斯科分道扬镳。随着中国试图在美苏两极世界中保持平衡，对于中国外交而言，非洲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世界变得更加重要。
　　最初，西方外交家忽视了中国，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对非洲10个独立国家进行了令人瞩目的访问。西方国家感到一阵恐慌。在加纳，周恩来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建立在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无条件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在需要的时候可延长还款期限。援建项目将使用质量最好的物资，力求收效快，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中国专家将“充分”转让他们的技术，且与当地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访问结束后，中国承诺向刚果（布、加纳、肯尼亚、马里和坦桑尼亚提供总额近1.2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外交家逐步开始成功地与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保守国家建立起亲密关系。
　　尽管西方国家认为未来应该建立援助计划，但第一个建立援助计划的国家却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不断革命”的目标使得政治（从来不是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中国援助从临时性赠送货物发展成为永久性外交政策时，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在相对稳健和实用的道路与毛泽东所推进的令人害怕的意识形态道路之间举步维艰（出现了问题）。
　　非洲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第一批援助计划基本上都是在“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后建立的。在“左”倾冒进“力争上游”的推动下，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几乎在一夜之间兴起，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迫使许多农村地区用树皮充饥，导致大量农民饿死，在自然灾害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实用主义路线占据上风。总的来说，中国的援助反映了这种实用主义。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八年抗战之后，中国领导人首要的发展关注是满足精疲力竭的人民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为富饶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打下坚实基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20世纪60年代访问非洲的中国代表团认为他们看到了许多相似之处。就像10年前的中国那样，非洲正在摆脱“长期遭受殖民主义掠夺”的境遇，需要生产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品。他们建议将各种援助结合起来以解决“长远需要和目前急需”，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均衡地提供技术培训和适度的“交钥匙工程”，以便中国专家能够迅速将其建成并转交出去，受援国只要准备好“转动钥匙”和开始生产就行了。他们还准备派出医疗队。
　　中国在几内亚的援助计划树立了榜样。1960～1969年，中国向几内亚提供贷款，快速建造了几内亚的第一家榨油厂（花生油和棕榈油）和一家竹制品加工中心，修建了一个火柴和卷烟厂、一系列灌溉稻田和一个茶叶试验站。这些贷款还用于几内亚人请求的两个“形象”工程：科纳克里的自由电影院和拥有2000个座位的人民宫。1967年，第一批34名医疗专家抵达几内亚，分组进入了四个地区。到那时为止，据估计仅几内亚就有3000名中国援助人员。
　　援助与“四小龙”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包括了许多从日本和西方国家学到的相同策略。另外一些则是通过自身不断摸索而得到的。结合这两方面的经验为基础，中国不仅将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在国外获取政治支持的手段，还将其作为促进中国出口和帮助中国新兴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实用工具。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现成的样本。
　　20世纪80年代，就像现在许多人看待中国那样，日本的崛起也带来了相同的魅力与担忧。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一书中，着重研究了日本作为“发展型国家”是如何有条不紊地操控金融和其他政府工具，将其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推进日本工业化和出口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与发展停滞，但东亚还是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腾飞。媒体将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称为“亚洲四小龙”。它们8％、9％甚至10％的年均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它们的客户覆盖了从安第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偏远村庄。
　　随着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模型，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同的目标。经济合作（以及援助）将帮助中国赚取而非仅仅支出外汇。它将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采取新的行动，促进中国新兴企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合资经营。它的改变将受到两个精心组合的因素的影响：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的经历和中国国内改革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朱镕基与坦赞铁路归来
　　对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两个中国的亲密盟友而言，向它们解释中国的援助改革可能最为困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这位曾在毛泽东时代因其“右派”观点而数次被打倒的中国领导人，担负起了解释援助政策转变和应对其可能给坦赞铁路这一中国旗帜性项目带来的影响的任务。朱镕基，高级工程师，199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一个复杂的人。据称朱镕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他在担任总理期间被认为是中国的“经济沙皇”。朱镕基着力推进了中国入世、全球参与和国内结构改革等议题，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他去洗手间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安全人员最后发现他拆开了节水马桶，正在研究里面的装置。鉴于此，他对这一标志性铁路的态度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了。
　　坦赞铁路是一个难题，在1995年访问坦桑尼亚期间，朱镕基沉着冷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熟知坦赞铁路的历史：这条铁路在1976年被移交出去后，仍有一个中国专家小组在背后提供技术培训，但铁路本身已由当地人员经营。但铁路亏损严重，服务逐步恶化。1983年，根据中国的援助巩固计划，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同意邀请中国管理人员回来。250名中国人很快进入各铁路局，在大多数高层管理职位任职。他们提高了铁路的效率，用铁路收入支付自己的费用，并且开始上报营业利润。但中国仍然继续为购买零部件和铁路维修提供无息贷款，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调整还款期限。
　　1995年，在其他捐助者（其中有些也向坦赞铁路提供援助）的压力下，坦赞铁路获准进行更具商业化的经营。这加大了坦桑尼亚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停止扶持坦赞铁路的担心。但朱镕基称赞坦桑尼亚政府正在进行的“大胆的”改革。他说将坦赞铁路进行商业化能够确保更好的服务，他还承诺将提供新的援助贷款。当得知坦赞铁路当时一共有2500多名工人后，朱镕基马上说道：“解雇工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要想让我们的铁路有效地运转，除了从实际出发这么做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朱镕基切实可行的建议可能来自于世界银行驻当地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巩固援建项目的努力使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企业更直接地参与进去，他们援建的生产型项目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截至1995年，中国人的态度与著名的贝格报告——谴责非洲政府给世界银行在非洲的项目带来了麻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二者的解决方式却截然不同。结构调整方案试图利用限制性条件来为非洲的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国人也决定利用部分援助来扶持私人部门，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直接促进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间的合作。“在朱镕基访问非洲的时候，中成集团已经真正开始扩大投资了”，马格巴斯糖联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泓后来告诉我。中国努力增加对非洲这个欧洲后院的出口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商人数量在非洲的激增。
　　中国进出口银行、华为和塞拉利昂电信公司
　　传统捐助者已经对中国将援助与商业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提高了关注，我将在本章后面对这一做法进行阐述。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塞拉利昂的第一笔优惠贷款援助项目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援助与商业的结合，该项目由中国顶尖的电信公司华为公司承接。华为已经与塞拉利昂电信公司（塞拉利昂国有的电信公司）共同开发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扩展塞拉利昂电信公司的无线电话系统，由中国对外援助提供资金。这一项目没有进行任何招标。“华为向塞拉利昂电信公司提出了建议，”中国大使告诉我。下面就是这一进程的详细内容。
　　2006年7月，华为经过谈判与塞拉利昂电信公司就这一项目签署了初步合同。5个月之后，塞拉利昂财政部和中国商务部签署了框架协议，规定了获得和偿还约合1660万美元的人民币优惠贷款的一般条款。[框架协议、贷款的优惠条件（2％的利息、20年的还款期），以及使用人民币这一事实，均表明这被中国人视为对外援助。]最终的贷款协议于2007年4月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这是一种援助”，中国大使在那年年底向我证实，并补充说，“这是塞拉利昂第一次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
　　在中国商务部看来，只有那些非常合格、能力较强、“在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拥有丰富经验”和使用“尖端技术”的企业（比如华为）才有资格建议项目申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华为的经历展示了援外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努力“推动”和“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寻找商机的成果。这一体系与几十年前日本所开展的基于请求的援助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
　　粮食安全：中国与非洲
　　2000年，中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有关对非农业投资的文章。中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他说。然而，海外额外的土地也可能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如果国际形势对我不利，北美国家以粮食为武器向我施压，我们则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动用这部分‘粮食储备’”。
　　中国在2003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抛开粮食禁运的风险不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和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意味着不久之后，中国将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当前，中国已经有约70％的大豆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中主要进口国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粮食供应方面已经对国际市场形成依赖。
　　中国在非洲的农场主要用于生产当地所需，只有少量产品——在多哥和塞拉利昂生产的糖，在塞内加尔种植的有机蔬菜和在乌干达种植的香草——利用免税政策出口欧洲甚或美国。我在第三章已经提到，塞内加尔有位中国芝麻种植商计划向中国出口。虽然2008年粮食价格攀高，但将它们运到中国的费用也低不到哪里去，就像重庆市种子公司的一位官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我们（在海外）种植的粮食能够为国家所用，因为我国农用地正在不断减少，人口正在不断增加。但现在还不行。” “中国有句俗话，”另一位官员说，“‘千里不运粮’，这不划算。”
　　中国农业部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力指出这种观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到海外，尤其是到非洲或南美种植粮食不现实。非洲有那么多的人忍饥挨饿，你能忍心将粮食运回中国吗？”而且，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似乎也没有表明那是一种到非洲种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的战略。就像中垦集团主管海外开发的官员所抱怨的那样，中国商务部并没有向他们公司已经在非洲种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剑麻等提供特殊鼓励。不过即便没有这些鼓励，有些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探索巨型农业项目。
　　“中国援助：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哦，这不是真的。在无数的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这个故事诞生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位记者写道，中国正在资助“医院、水管道、大坝、铁路、机场、酒店、足球场、议会大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中国获取原材料有关”。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总结道，中国正在试图“牢牢控制非洲的自然资源”。欧洲议会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似乎仅限于资源丰富（或‘被资源诅咒’）的国家，也就是说绕开了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甚至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声称：“中国政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资助的大多数项目最终都是为了确保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资源大量出口中国”。
　　与之相关，有人认为中国在非洲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其总体战略服务：公路和铁路直接将矿山和油井与港口、轮船和中国连接在了一起。《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中国正在修建大量基础设施——这大概是为了帮助其获取中国企业飞速消耗的自然资源”。这种“总体战略”的观点还支撑了如下假设：中国企业的投资都由北京在幕后操纵，这些投资唯一的目标就是将自然资源运回中国。
　　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这些看法。中国在非洲资源丰富的地区非常活跃，中国对这些资源的兴趣也非常真实。但无论认为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为了换取资源，还是认为中国人只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感兴趣，均忽略了以下事实。如图11-1所示，中国向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提供了援助。甚至相对比较富裕的南非和毛里求斯也获得了中国的援助。中国官员声称这就是中国援助体系与国际援助体系的反差，因为在国际援助体系下，有些国家会更容易受到传统捐助者的青睐。
　　其次，中国似乎并没有向资源更多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国商务部的赠款与无息贷款被相当均匀地分配给了各国能够赢得政治荣誉的那类项目。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人民币贷款主要提供给那些信誉良好、有能力偿还的国家。中国进出口银行只是给了这些国家信贷额度，然后等着有能力的政府来推荐项目：如毛里求斯的排水项目或博茨瓦纳的公共住房项目。在信誉不好的国家，可以将优惠贷款提供给能够赚钱偿还贷款的项目（肯尼亚的水泥电线杆项目，厄立特里亚或塞拉利昂的移动电话网项目）。
　　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安哥拉、刚果（金）和赤道几内亚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大量极具竞争力的商业贷款，这些贷款均以石油（或其他资源）为担保，主要用于资助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难道这还不说明真的全是为了石油（你也可以说是铜、铁矿石或木材等）吗？
　　这些活动当然与资源有关系，但中国采取“互利共赢”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创造商机。非洲的资源肯定也是商机的一部分，但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商机，比如出口。2008年，中国共向非洲出口了价值500亿美元的设备、日用消费品和机械。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非单笔最大的投资为中国工商银行耗资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承接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重要。仅2007年一年，中国建筑企业就在非洲赚取了126亿美元，签署了290多亿美元的合同。2007年，在非洲各国从事电话系统建设的中国电信企业华为，要比中国其他工程公司在世界上赚的钱都多。尼日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在北京告诉我：“中国人正在试图涉足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果你去看一下西方人，除了石油，石油，石油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在商品价格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而大幅下跌之前，许多中国之外的企业也签署了大量矿业合同。仅在马达加斯加一国，加拿大第纳提克公司和力拓集团（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创建的矿业巨头）就分别签署了25亿美元和6.5亿美元的合同。但中国人看到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相当巨大，就像中国在几十年前实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一样。由于债务压身，非洲各国没有资金满足这些需求。它们也许不会错过这个通过开发资源来获取和偿还贷款的机会。沿着日本企业最初在印度，然后在中国开拓的道路，中国工程公司将得到早前可能会属于德国西门子公司或旧金山柏克德公司的合同。
　　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眼，你就会理解为何向加纳布维水电站提供的贷款要以存入中国进出口银行代管账户的可可出口收入为抵押。并不是中国人要急切地锁定加纳优质的可可豆。但这些资源能够保证加纳偿还贷款，确保加纳能够推进长期渴望（但在环境问题上存在争议）的电力项目。
　　那么中国正在修建的基础设施是否也像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一样，主要用于连接矿山和港口呢？中国正在与加蓬磋商的一个大型项目将包括修建一座港口，该港口将与一条深入中部非洲原始雨林直达铁矿主矿脉的铁路连在一起。中国企业还计划在几内亚（以及巴西）开展类似的项目，不过因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而暂时搁浅。
　　然而中国在安哥拉的项目与之不同。中国在安哥拉修建了医院、灌溉系统和公路——但安哥拉的石油均在离海岸线数里的深海。同样，中国在刚果（金）以资源为抵押的项目也包括了从学校到铁路等各个领域。因此真实情况是中国工程公司正在重建非洲，而且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非洲。世界银行的一个只使用报纸和网络资源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的小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去任何非洲国家）声称，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确保中国获取资源。然而他们所提供的项目清单，其中包括中国在博茨瓦纳、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国援建的公路、桥梁、排水系统和发电站等，明显都不是为了攫取资源而进行的某种总体规划的其中一环。
　　最后，中国政府是否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北京指挥了所有这些活动？那些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而非对答案进行猜测的研究人员一再指出，中国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一位研究中国石油企业海外运作情况的日本学者发现，它们并没有义务将自己开采的石油运回中国。他们可以将这些石油卖到任何价格最高的地方。同样，中国在赞比亚谦比西铜矿的投资者也不用将他们开采的铜矿运回中国。就像一位中方开采主管曾告诉英国学者丹·哈格伦德（Dan Haglund）的那样：“中国离这里太远，运费太高。我宁愿寄钱回去”。
　　……

序言 变化中的中国非洲参与
中国在非洲的崛起
中国与非洲：互惠互利？
不同类型的“援助”
中国，援助，与西方国家
各国为何提供援助？

第一章 传教士与毛泽东主义者：中国援助如何从“红色”发展为“专家”
红太阳升起
从矛矛到毛
“丛林之龙”
非洲的大寨？
坦赞铁路

第二章 “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援助试验
“理想的贸易伙伴”
摸着石头过河
援助与“四小龙”
赵紫阳访问非洲
皮革互换：在非洲的补偿贸易
援助作为投资的跳板
“天下一家”
“金元外交”

第二章 “走出去”：崛起中的中国的工具箱里的对外援助
西雅图的斗争
深入非洲
进入欧洲后院
朱镕基与坦赞铁路归来
免关税与免配额进入
境外经贸合作区：集群式“走出去”
非洲的头两个赢家
“摸着石头过洋”

第四章 来自东方的承诺：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体系
不提供援助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哈蒙国王路的针灸
向中国学习
灾后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的“和平队”
中国提供“现金援助”吗？
倾销债务

第五章 东方快车：中国是如何进行援助和参与发展的？
北京对巴黎
东方大国
中国进出口银行、华为和塞拉利昂电信公司
从日本基于请求的体系中吸取教训
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流程
从援助到利润：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巩固哥马
中国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
无条件援助？
捆绑援助
“成群的专家”

第六章 苹果与荔枝：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的估算
一种是援助，另一种则不是
一揽子融资模式
大错特错
中国超过世界银行了吗？
苹果与苹果的比较
中国贷款将会导致新的债务危机吗？

第七章 头雁、卧虎：中国在非洲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挑战与机遇
作为工业催化剂的头雁
万宝路牛仔
友谊纺织厂的坎坷之路
汽车、小牛和奶牛
亚洲虎与非洲工厂
“原装的和台湾的”

第八章 亚洲海啸：海啸如何成为催化剂
皮革“走出去”
纺织品：中国海啸？
变化的驱动力？
催化当地工业发展
非洲工厂里的中国工人

第九章 输出绿色革命：从援助到农业企业
挑战与机遇
中国传统援助
利成于益？
王义彬与南南合作
从杂草到种子
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农业技术中心：可持续性与商业

第十章 外国农民：非洲农村的中国定居者
农业走出去
粮食安全：中国与非洲
巨型项目
在北方，只有马格巴斯糖联
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刘建军的“保定村”

第十一章 流氓捐助者：神话还是现实
“中国援助：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中国使苏丹逃脱了因达尔富尔谋杀应受的惩罚”
“中国损害了增进非洲民主与人权的努力”
“中国的支持使罗伯特？穆加贝继续在津巴布韦掌权”
“中国正在使腐败加剧”
“中国的援助与贷款是‘不公平’补贴制度的一部分”
“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