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便给总署写了那份著名的《密论何子峨》，内中评价已如上所述。此时李鸿章把照会看做此后“转致激生变端”的一个诱因，性质非常严重。信中还提到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久不相能”之事。这封信后来被广泛引用，几乎成为李鸿章对何如璋及其照会事件的定论。然而，其实不然。
李鸿章获悉何如璋与巴夏礼交往亲密之后，曾立即去信提醒何如璋。所谓与巴夏礼的亲密关系，正是格兰特不信任何如璋却相信照会事件的关键。对此，何如璋专门回信解释。他说巴夏礼“诸凡狡黠”，他本人初到日本时，就主动与他保持距离，这一点，他在此前来信中已多次提到。所以，当初讨论提请他国调停，他提议美国而未提英国。这些情形外人并不知情。他又指出，巴夏礼与日人、美人皆极不相容。所谓琉球案是日本因相信巴夏礼“播弄”的结果，与事实并不相符。日本全国上下各大报纸早都在传他是因信巴夏礼之言“而后发议”，当也指那份照会。何如璋请李鸿章不能反信其言。他指出，德呢所说实乃“局外悬揣之词”。他希望效劳，但又无从插入，所以传播这些消息。回国时，他还向何如璋借川资，何如璋痛快给他。对于日本之所谓答应与中国商议球案，何如璋得到的消息是，日人本意在挨延，等中国之怒渐息，球人之望日淡，则自不用争。对此，何如璋指出这一计策倒是出于巴夏礼之“播弄”，何如璋不知德呢是否也传达了这一消息。从后来中日间交涉情形来看，何如璋的情报更接近事实。
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四日，即他寄出《密论何子峨》信后，才收到何如璋的这封辩护信，他立即接受了何如璋的解释。李鸿章相信巴使与日人、美人均极不相容这一说法“自系实情”。而日本上下皆称何如璋相信巴夏礼的拨弄，而后发议，“究之皆非事实”。尽管李鸿章也认为，何如璋与日人嫌隙既深，恐怕的确不能再商量议结球事，但对所谓何如璋的照会事件，他此后态度没有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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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相比较甲午战争史与抗日战争史而言，甲午战争以前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尤其是能够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外交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深入、扎实研究的成果更不多见。戴东阳的专著《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可以称得上是这个研究领域一部高水平的力作，同时它也是作者十余年来潜心钻研、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的结晶。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