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有志遗使出洋，主要是基于对其实用价值的认识。总署大臣在办外交的过程中，发现遣使出洋至少有两点益处：一是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以减少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
因此，他们把遣使出洋作为办好外交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改革。1866年，他们作为遣使的试探，曾派总税务司署的文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然而，在正式遣使的问题上，他们却遇到整个社会的阻力。虽然在1866年令各省督抚筹议赫德、威妥玛“二论”的上谕中写道：“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表明清廷对于遣使之举已基本首肯，但是，当时的许多官员，对此仍充满疑虑。他们有的认为这会“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有的甚至担心，“我如派官前往，彼必如论略所云，东西各国代国大臣前来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说，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即藉口要挟，以求秉中国之大政”。这些担忧尽管均属臆测，但却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表明在风气未开的当时，遣使之举是不受人赞赏的。
中英修约将临，对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机，但同时也是它统一内部意见的一次机会，使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贯彻时遇到较少的阻力。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总理衙门早在9、10月间就与赫德在商讨出使的问题，它致各省督抚关于修约的《条说》，则把遣使列入其中，认为它“亦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
不过，尽管总理衙门已表示了决心，但实际操办起来，却仍颇费踌躇。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间的文化隔阂，使得“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总署大臣也残留着天朝至尊的意识。那时，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迁延未决，遣使各国若按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维持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找到蒲安臣为使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由此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些残存的至尊国体，而不是想以此取媚外国。如果说清政府此举是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操纵，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个有两百余
年统治经验的封建专制王朝。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时，还派了两个中国官员一同出使。总署章京方溶师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他在给文祥的信中指出：“溶师章程中恰专重中朝两使。”即突出两个中国官员的地位，防止蒲安臣大权独揽。这表现在规定志刚、孙家谷二使与蒲安臣地位平等，“皆一体平行”；二者分别颁给关防，“于印用关防须由志、孙两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预，亦防其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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