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福田提出强化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推进的“共鸣外交”，重视对华关系，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这与安倍提出的极具冷战色彩的“价值观外交”有很大不同。可以说，福田的对外战略是回归亚洲的重要一步，显现出从小泉时代的“对美依赖、对亚轻视”到安倍的“对美独立”，到福田的“平衡外交”的对外战略转变。
四、麻生内阁的“新亚洲主义”
2008年9月，麻生内阁成立后，麻生内阁在继承福田的“积极的亚洲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亚洲主义”，积极展开外交，以恢复经济。麻生是自民党的“鹰”派代表，就任首相前一直坚持亲美战略，对亚洲邻国采取强硬的对外战略。对华方面，他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并提出“自由繁荣之弧”试图形成对华包围圈。但是，就任首相后，麻生对自己的外交理念进行了调整，即以“新亚洲主义”为外交原则，重视同亚洲邻国、特别是对华关系。麻生自己对“新亚洲主义”的解释是：“日本为维持现在的繁荣与经济实力，同中、印、俄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时代即将到来”，“经济层面上，中日两国已经显出积极竞争的局面，我希望这种竞争将来可以扩展到政治、社会等更广阔的范围，这与亚洲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为此，2009年6月30日麻生在东京演说中提出“欧亚十字路口”构想，指出中、印、俄是此构想的重要战略伙伴。
其外交理念调整后，基本上否定了其任外相时所一直主张的旨在制华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转向积极开展同邻国外交的战略态势。因此，虽然麻生在纽约第63次联合国大会演说中表明重新启动“价值观外交”，但没有重提“自由繁荣之弧”。2008年12月，在福冈召开的首次中日韩首脑会议中签订了四个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今后中日韩关系基础的“三国伙伴关系共同声明”。该声明以“开放性、透明性、互相依赖、共同利益和多样文化尊重”为原则，面向未来推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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