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措施中的“明知”二字至关重要，它可以让被救助人轻而易举地抵挡绝大多数诬陷指控。有足够证据证明救助人不是加害人，只迈出了诬陷指控的一小步。如何证明被救助者“明知其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呢？毕竟，我们无法观察一个人的心智。认识错误总是难免的，被救助人在身体遭受创伤或突发疾病时更容易出现认知障碍。当真相大白时，倘若被救助人声称他只是“认错人了”，法官多半无可奈何，只能被当作一场误会而不了了之。
《条例》中的惩戒措施也许更多是为了回应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心态：每逢讹诈救助人的传闻出现，即使事件真相尚未水落石出，网络空间里已是骂声一片。看起来很奇怪，人们不能容忍“好人被讹诈”，但似乎不太警惕“好人被冒充”。在下文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这种社会心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化反应，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精明的利弊考量。
3。举证责任
《条例》第5条规定了被救助人的举证责任：“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或者认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救助人主张的事实，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从字面含义上看，这条规定仅仅是重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但若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立法者暗示了一个清晰的政策导向，即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法官应向对救助人有利的方向倾斜。立法者显然认识到，在近几年发生的引发广泛争议的多起救助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环节。
发生于2006年的“彭宇案”似乎已成为近几年最难被人们遗忘的案件，每逢有见危不救事件发生，舆论的矛头总会指向这个案件。只要有救助人声称被讹诈，被救助人又拿不出足够证据，这个案件就会被冠以“某地彭宇案”的标签，比如，“济南彭宇案”、“武汉彭宇案”、“河南彭宇案”等等，不一而足。
彭宇案中，原、被告就是否相撞各执一词，真假难辨。尽管几年之后该案的许多细节和证据被逐步披露，甚至被告彭宇也承认了与原告确有相撞的事实，①但案件真相的事后澄清不能掩盖一审判决的低级错误，更无法消除因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法官只需老老实实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而不去创造性地援引“常理”、“社会情理”或“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一个无可争议的判决。②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