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恒，聊城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国家级特色专业——“历史学”主持人，山东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带头人，山东省特色专业——历史学专业带头人。1963年6月生于山东安丘市，1985年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9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等5部著作。在《近代史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1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获得山东省教育厅优秀专著一等奖，山东省社联优秀著作三等奖、二等奖，山东省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目前正在进行“二十世纪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探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并进一步全面展现了有清一代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1626～1860年，中朝两国之间呈现一种传统的东亚式的国家关系。在此期间，清朝出于抗击明王朝的需要，通过两次战争征服了朝鲜，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权。清朝此期的对朝政策走过了一条由军事威慑到怀柔攻心的道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到康熙、乾隆年间，中朝两国之间因军事征服所形成的裂痕逐渐抹平，朝鲜成为清王朝宗藩体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藩属国。1860～1894年，东西方列强的东侵，致使传统的东亚秩序面临着全面解体。为应对挑战，清政府逐渐改变对朝政策。在此期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依次经过了变动三部曲：骑墙观望→开始干预→全面干预，对朝政策的传统色彩渐趋蜕化，近代意义的成分日渐增多。总体而言，清政府260多年的对朝政策留下了一条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曲线。而这种变化却折射出东亚地区社会整体运动的趋势。由于受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人类文明表现出多元共生、分散孤立的形态。在东亚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凭借先进的文化、完备的制度、强大的国力，一直在扮演着文明的缔造者、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在其影响所及的区域推行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精髓的国家交往政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关系，即“宗藩体制”。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始，随着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启动，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新贵们依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疯狂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国家准则。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对外民族战争中的连连惨败，众多藩属国家的接踵而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宗藩体制”，检讨往昔对待“朝贡国”的政策得失，寻求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统御“朝贡国”尤其是朝鲜的新方略，力图在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夹缝中实现对朝鲜的掌控。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渐渐脱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呈现出愈加鲜明的务实主义色彩，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
    近代以来，清政府对朝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展现了中国社会在西力东渐下的被迫适应，主动求变，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起航，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东亚地区文明的中心沦为西洋文明的边陲。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失败，则宣告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较量的惨败。与此同时，反映了清政府对朝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由于东西方文明是在一种异常情形下相遇的，因而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且发展极端完善的中国古典文明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显得步履蹒跚，分外艰难。以1840年鸦片战争肇其端的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畸变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文明与愚昧并在的矛盾混合体。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对朝鲜政策就孕生在这样一种宏大的时空之下，自然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物。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目标不外乎两点：一是确保“天朝上国”的尊严，维护对“藩属”国家的“宗主权”；二是保卫边防的安全，抵御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简而言之就是“保藩固边”。沿着清朝此期对朝鲜政策的思路再进一步探讨则会发现，在主权独立、国家平等风行天下之时，该政策的施政核心，一则显示出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印迹，二则自身充满了矛盾。而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彻底失败。

    面对来自朝鲜的挑战，清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警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清廷于6月14日专门就“派使进驻京师”之请颁布上谕，内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至所请派使驻京一节，事多窒碍，著不准行。”①同时对日后有关朝鲜的事务在程序上作了明确规定，“此后该国贸易事宜，应由总理衙门复办，其朝贡陈奏等事，仍照向例由礼部办理，以符旧制”②。至于朝鲜所提“于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一事，清廷指令“张树声函商李鸿章，妥议具奏”。其后因李鸿章守制回籍，“壬午兵变”发生，此事即被搁置。
    “壬午兵变”结束后，中朝通商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为此，李鸿章指派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马建忠与朝鲜大臣赵宁夏、金宏集、鱼允中反复磋商，于10月1日，拟定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8条。10月12日，李鸿章将章程之草稿上奏朝廷，并阐述了对中朝通商问题的意见。他认为：中朝两国虽有严禁越境、渔猎、采伐、互市等规定，但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况且中朝商品多有互补性，如果再继续拘守旧制，不仅于中朝两国无所裨益，反而使通商贸易之利尽归东西洋各国。为此，李鸿章主张，应改弦易辙，适时通变，废弃旧制，订立新章，使中朝贸易通商合法化、制度化。但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李鸿章又为中朝贸易章程注入了宗藩体制的色彩，特地强调，中朝之间的经贸往来又非完全意义上的近代贸易关系，而是“宗藩体制下的自由贸易”。在该章程之首，开宗明义地写道：“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例。”③此外，贸易章程中多有仿效外国在华签订条约之处，如中国派驻朝鲜的官员名日“商务委员”，实为领事。
    ……

第一章 绪论
一 近代中国由中心沦为边陲的伴生物
二 外交观念更新的必然选择
三 充满矛盾的复合物
第二章 学术研究综述
一 大陆及港台学界的研究概况
二 朝鲜、韩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三 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
第三章 宗藩体制的典范（1626～1860）
一 结成反对明朝的联合统一战线
二 宗藩体制的最佳典范
（一） 被迫臣服，相互怀疑时期（1626～1644）
（二） 怀柔为主，高压为辅时期（1644～1722）
（三） 宗藩关系的典范（1722～1860）
第四章 由骑墙观望到开始干预（1860～1882）
一 中朝宗藩关系面临全面挑战
二 骑墙观望政策的尴尬
三 “以夷制夷”政策
（一） “以夷制夷”策略的提出与确立
（二） “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
第五章 全面干预朝鲜内政外交（1882～1894）
一 全面干预的开始
二 全面干预的加强
三 干预政策的成效
（一） “巨文岛事件”
（二） “朴定阳事件”
第六章 清朝对朝鲜政策之检讨
附录 引征、参考文献举要
一 古籍文献、史料
二 专著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