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举报警察的投诉信
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时，所接到的全部投诉，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占整个投诉的86%，其中投诉警察贪污的即占45%。经过廉署30 余年来不遗余力的有效打击，截至2004 年，廉署接到有关投诉中，涉及政府部门贪污的举报，仅占总数的34%，其中涉及警察的举报，已经下降到了11% 以下。
警务部门确实是一个最容易受到贪污腐化的部门。据香港市政局一位前议员在《自传》中所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贪污受贿状况确实令人发指，而反贪部门其实早已经成为专门的贪污机构，他们贪污的情况比其他政府机构更为严重。这位前议员描述：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要高得多，而且每一个贪官污吏，他们在反贪污部都有一个接头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贪污罪行，这个贪官便会和反贪污部的接头人合作，事前讲好价钱，那人便会替他安排好一切，从而使得他轻易过关。
正因为反贪室官员和其他部门的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内外串通，贪污之风才会大炽，而贪污行为亦得不到惩治。尤其特别的是，贪污行为甚至发展到了产业化和集团化，一些警务部门就像黑社会组织收数一样，形成了极其专业的贪污集团。
当时，香港的贪污行为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的行业。黑社会经营行业中的毒品业、赌博业、色情业自不必说，那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此外，社会的一些正当行业也被腐败所染指，并且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运输业。当时香港经济快速发展，运输的需求量极大，但社会运输车辆较少，且需要支付各种税收以及管理费用等，成本居高不下，这就给大量的非法营运车辆进入市场提供了生存空间。非法营运车辆如黑中巴之类，警方如若有力打击，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立足的。但是，因为贪污之风盛行，非法营运者只要向警察或者中间人送去一定的贿金，便可以高枕无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有营运证照者还有底气。在葛柏案中，收取非法中巴业主的贿赂，便是其中重要途径。此外，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巨大的市场需求，既然有市场，非法生产者自然不会放过，他们便拿出一点钱收买警察保护自己，再向有关注册部门行贿，便可以正常开业。
一个巨大的行贿市场的存在，自然是因为巨大的受贿市场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据有关统计表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整个警务系统从黄赌毒行业所获得的贿金，每年高达10 亿港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来自毒品，据估计，当年香港约有8000 名吸毒者，每年从金三角输入香港的大麻在50 吨上下，而市场价格极为可观，每磅吗啡制剂的市场价格为1万港元，而每磅3 号海洛因价格则高达2 万港元。这些钱的五成以上，被警察收走了。这些生意，当时主要为香港6 大黑社会组织控制，为了保证这一交易的顺利安全，这些黑社会组织均要申请警方的保护。
每一个富豪都有自己的传奇
周正毅和毛玉萍的发家史，其实也就是很多中国富豪的发家史。每一个中国富豪都有自己的传奇，但几乎所有的传奇，也都是同一种模式：通过当个体户赚得第一桶金，然后再通过贿赂官员的方法，经营一些特殊行业，从而赚得大钱。有了大钱，便更加巩固了同高层官员的关系，并且在官员的照顾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链，在这个敛
财链中，总有些不能对外人言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敛财链中，一部分人倒下了，也有一部分人长袖善舞，成为了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
周正毅“文革”前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居住在如今的杨浦区控江新村一带，当时，那里被上海人称为“下只角”，是一处工厂密集地，也是工人的居住地，居民主要是一些下层工人。周正毅有兄妹4 人，大哥周正明，大姐周雅珍，二姐周雅平，他是老幺。日后，周正毅发达了，他的这些兄姊也都跟着成了大富豪，替他掌管着麾下的众多企业。
大哥周正明比他大11 岁，早年曾在江西插队落户，1985 年回到上海，在江西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任职员。2000 年，弟弟发达之后，周正明跳到周正毅投资的大盛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大姐周雅珍比周正毅大7 岁，其夫薛荣坤。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两人同在上海玻璃机模厂工作，薛荣坤在车间，周雅珍为机模厂财务人员。1995 年，两人均办理了内退手续，然后来到周正毅的公司帮忙。二姐周雅平以及二姐夫李文斌也都参与周正毅属下的公司工作。
周正毅的企业后来发展到很大规模，大得可以说超出诸多人的想象，而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均是周正毅的亲戚朋友，其主要人员来源于三大部分，一是周正毅的兄弟姐妹，如一哥两姐以及姐夫等，一是来源于他的妻子毛玉萍的亲人，其三，则是这所有人的朋友。
比如周正明除了在大盛任职外，还担任过大盈股份的董事，后来又从周正毅手中接过47% 的股权，成为农凯集团的大股东。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合开的餐馆阿毛炖品，被认为是周氏发迹的根本，这间餐馆后来开成了三间连锁店，极其重要的采购工作便交由大姐夫薛荣坤负责，周正毅最为重要的旗舰农凯集团，其财务工作则由大姐周雅珍掌舵。周正明在江西插队时的好朋友唐海根和周家的关系极为密切。据记者调查，周正明的妻子名叫唐海珍，而唐海根在工商登记时注明的家庭住址和唐海珍同为一处，显示两人应该为血缘关系。而唐海根的妻子陈佩芳、周雅平的丈夫李文斌、毛玉萍的兄长毛和平等人，也都在农凯集团以及关联企业担任要职。
此外，农凯集团内部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人物，外人很难看清他们和周正毅的关系。比如有一个叫徐士锦的股东，出资1.6 亿元受让农凯系上海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4.04% 的股权，成为公司新的股东，同时还成为公司法人代表和执行董事。此人年仅25 岁，原是江苏省洪泽县黄集乡的农民。股东资料显示，徐士锦1994 年7 月至1996 年12 月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车队担任车队长，1996 年12 月至2003 年1 月在农凯集团保安部工作。
在第二军医大学担任车队长，估计他没能赚到多少钱，而在农凯集团保安部工作的6 年间，也很难说他赚到了大量的钱，然而，他竟然能够在一夜间拿出1.6 亿元收购一间公司，确实是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神话。
周正毅确实是与众不同，一般人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发达之后花大价钱买个硕士或者博士头衔戴在自己头上，有人甚至买来客座教授之类的头衔装点门面，周正毅在进行工商登记时的教育程度一栏中，填的竟然是“小学”。周正毅的教育程度怎样，已经没有太大考证的意义，不过可以确定，在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大概也很难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他的父亲是上海电件附件厂的一名车间主任，总体来说，家庭应该还可以保持在中等生活水准。在那个年代，许多的孩子都停课闹革命，周正毅也没能读什么书，反而喜欢结交一些社会人物，养成了一种颇为豪爽和义气的性格。这种性格或许成就了他日后的发达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
廉署“破天荒”调查特首
廉政公署成立后，其获得了独特的地位，完全独立于香港政府，“高高在上”于其他行政机关，廉政专员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1997 年之后，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政公署在香港行政架构中的位序基本无变，是“一国两制”中维持香港之“制”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去过香港的人就会知道，从地铁港岛线北角站出来，沿着英皇道步行10 余分钟，拐到渣华道口，眼前矗立的一座25 层高透光玻璃幕墙建筑，就是闻名遐迩的香港廉政公署大楼。这个远离金钟市政中心所在地的独立机构，向来谨慎而低调。
但是这一次，它却要直接面对自己的上司--香港特首曾荫权。曾荫权因前不久被报章披露接受富豪私人飞机、游艇款待及租住豪宅等而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一些市民讥讽为“香港第一贪”。
这是廉署成立38 年来首次调查最高行政长官。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对特首负责，调查特首对于廉政公署是38 年来“破天荒”。
因为之前接到举报，称香港地产商黄楚标低价向曾荫权出售深圳豪宅，两人交往过密。曾荫权和太太上星期到澳门休假三日两夜时，和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富商何柱国等出席了一个据称出席者均为“三山五岳”的赌厅春茗活动，廉署质疑他接受富豪款待，包括在富商的游艇上享受了豪华招呼，并获接送返港。2012 年2 月28 日，有媒体刊出曾荫权和太太在赴澳前一星期，即2 月9 日至12 日离港休假期间，与一批商界人士乘坐富商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到泰国布吉游玩，质疑他有利益冲突之嫌，是在为自己退休入商界铺定后路。据此，2012 年2 月29 日，香港廉政公署高层决定对香港特首曾荫权展开调查。
曾荫权的特首任期只剩下4 个月，但廉署坚称，这次的调查不会因其任期完结而结束。搭乘私人飞机及游艇、租住深圳东海花园以及接受红酒等礼物都在调查范围内。
现在，直接向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的廉政公署要调查最高行政长官，这种调查，无疑是对廉政公署独立性与公正性的一次真正考验。
严格说来，按照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香港公务人员和法律列明人员“搭乘”私人交通工具，无论公干或私事，均已构成“接受利益”。因为按照《条例》，所谓“利益”，涵盖广泛，既包括金钱、礼物、贷款、佣金等有形利益，也包括职位、契约、服务、优待及免除法律上全部或部分责任等无形利益。并且，接受这些利益即为违法，其构成并不以“接受利益”所“兑换”的利益是否实现为要件。由此，“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亲情”、“友情”等说辞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为官员脱罪的理由，因为凡是《防止贿赂条例》列明人员“享有的生活水平或拥有、支配的财富若与其公职收入不相称，即属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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