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政治人生问题发端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它。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瞒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果。我这篇 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我们说“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一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彻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 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Feuerbach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编者注：唯理智论认为认识全部来源于纯理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感性经历。和其他的Classicalphilosophers编者注：古典哲学家。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Urge编者注：生命驱动。和LifeSpirit编者注：生命精神。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编者注：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的学者。在他的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Eucken编者注：鲁道夫？奥伊肯。在他的Knowledgeand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它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笼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它，姑且举出它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它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1）使人觉得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
（2）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Streamof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泻［泄］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3）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
（4）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而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Superiorityand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5）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境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做“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1）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
（2）哲姆士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Pragmatism，P.108）。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CreativeIntelligence，P.408）。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
（3）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惟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4）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二
然而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它。
第一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变化，不见得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它，它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实事，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没分别，达生的和不达生的，是没上下，何以偏说“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赞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至于达生观所以在中国流行，也有几条缘故。第一，中国人是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这是最要紧的原故——中国的政治，永远是昏乱。在昏乱政治之下，并没有人生的乐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见。忽然起了反动，就有了达生观了。
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最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最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
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最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它害了的。这种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最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只知纵淫欲……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的和猪狗一样。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起来。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它解释人生了。
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它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惑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作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它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
这四种都是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有人问我，何以这几样都算做“左道？”我答道，“因为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观念，尚是很多，一篇 文章 里不能一一说到。只要把“就人生论人生”一条道理当做标准，不难断定它的是非了。
三
既然“左道”的人生观念，都是离开人生说人生。我们“不左道”的人生观念，当然要不离开人生说人生了。但是不离开人生说人生——就人生的性质和效果，断定人生的真义——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想这样办，必须考究以下各条事实：
（1）人在生物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2）人在心理学上的性质——就是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
（3）人在社会学上的性质——这是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相互的关系。
（4）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5）生活永存的道理（TheImmortalitiyofLife）。我这里说生活永存，万万不要误会。我是说“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会的生活”永存，不是说“个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照这五条研究详细，不是我这“发端”的文章 应有的事。况且我学问很浅，也不配仔细述说这些。所以要做这篇 文章 的缘故，原不过提出这人生问题，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决它；并不敢说我已经把它圆满解决了。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上至大总统，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我对于人生，不能没有一番见解。这见解现在却切切实实相信得过，也把它写了出来，请大家想想罢。
人生观念应当是：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待的英文，写出来吧。“ThefreedevelopmentoftheindividualsfortheCommonWelfare”）。
四
我这条人生的观念，看来好像很粗，考究起来实在是就人生论人生，有许多层话可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这话不过略说一两面。我这人生观念，决不是两三行文章，可以讲圆满了的。但是多说了看的人要讨厌了，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篇 里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其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 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群众能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而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
这篇 文章，并没说到仔细。仔细的地方，我还要研究去，奉劝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谈罢。
1918年11月13日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开演说会。余曾拟定《去兵》一题。适是日王抚五先生讲“弭兵！”虽词说不一，而意旨从同。余遂作罢。归来。将所欲言者，写成此文，仍用演说体裁也。（著者）
“兵！”“兵！”我们整天心里有这种东西的印象：整天见的是兵，整天听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练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给兵、伺候兵，望着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用处怎样？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
我回答这问题道：兵是没用的，兵是代表兽性的，兵是野蛮时代的遗迹（Survival），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
中国人对于兵的透彻觉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经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学家，讲“非攻”主义。谁知道到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掉了。过了两千多年的日子，受了无量数兵争的痛苦，虽然出产了许多《兵车行》……终没人发去兵的议论。这真是件最可伤心最可羞耻的事。西洋自古来就有去兵的学说，所有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主张。柏拉图、康德、边沁等，主张尤力。到了近年，更是利害；再加上这次大战的反响，这“去兵”的一种主义，已经完全离了哲学家的梦想，变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竟是大半不曾听得这种学说。我就用今天演说的机会，同诸位商量这大概罢了。
诸君知道人的所由来吗？人的祖先，本是禽兽。从禽兽变成人，从野蛮变成有文化。虽然是人，却不免带点禽兽的性质；虽然是有文化，却也不免带点野蛮时代的遗传。世界上长久不息的战争，是过去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打仗；我们做人的唯一职务，是帮这未来的光明，和过去的黑暗打仗。这道理古时候的祅教波斯古代的Zoroastrianism。已经说过。我们的最大先知托尔斯泰，也有句极简截的话：说“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用枪、用弹的战争，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两方的敌人，一方是人类的、光明的透彻觉悟，要在那里发展；一方是遗传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围绕着压制着我们。”然则请问什么是过去的黑暗，什么是未来的光明？我敢答道，过去的黑暗，是武力主义（Militarism），即是禽兽的遗传，即是野蛮的遗传；未来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编者注：民主。一个主义而行，这主义昨天李守常先生说过的，我不细讲了。昨天罗家伦先生讲什么世界的新潮流，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罗君曾说，凡是潮流，不能抵抗。这Democracy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可见难得抵抗。偏偏兵一件东西，本着它的历史，用着它的性质，处处和这主义抵抗。要是容许兵的存留，就是限制这主义的发展；要是帮助这主义的发展，就要预先不许兵的存留。我们既然明白晓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这黑暗的代表，这社会上无穷罪恶和苦恼所托命！
我说到这里，诸位定要问我，何以把兵看得这样不好？我说这有许多条道理，等我一条一条说来。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冲突。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说的Democracy。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再加上这次大战的教训，这主义总算完全胜利。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几条透彻的觉悟：第一，觉得“人上人”（Raceoverrace）一种事情，没法延长下去；第二，觉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觉得这个，当然觉得兵是没用的。“凡是一种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没法实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个贻误后人、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违背民意，用兵力压制不独立的人民，用兵力谋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来，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现在真不“时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靠着民意的向背，没法不尊重民权的发展，还向那里用武力去？何苦留着这武力，作为民意民权的妨害物？所以我们可以决然断定道，在现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来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会的新潮流冲突。社会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说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趋向，大概分两个道路：第一，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第二，大家对于社会，总要效劳。效的劳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就第一条说，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就第二条说，兵，对于社会，根本是不效劳的，却要索最大的报酬。照这看来，兵只会“助纣为虐”。在现在社会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时的社会。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冲突。新教育的趋向，教人“因人设教”。兵的训练，却只有一条法子。新教育的趋向，教人注意“发展”，兵的训练，却专心“收敛”，新教育是自动的，兵的训练是强制的。昨天一位朋友问我，“兵的训练是怎样”？我答道，“是造就无机体，造就放炮的机器”。一个好好的人，弄到营里，受兵式的教练，先要剥去思想，再来剥去兴致，再来剥去手足的自动舞蹈。“满身上都是胆”，就是满身上都是恐惧，满身上都是木偶气。战阵明明是极可怕的事，却弄得它丧失了知觉，无意识的上阵地。到了那里，一切举动，像个机器。它那炮弹“应声而发”，它脑袋好比机器似的。这样的训练，真是把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想想当年的科举训练，何等离奇，何等可怕。这兵式训练，却比它更离奇更可怕。
照这样看来，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断断无疑了。我对于兵的判断，可以约为以下几条。
（1）兵是破坏的。毛奇（Moltke）说，“兵是破坏，兵是仅仅破坏”。这真是句诚实话。我们须要晓得战后的一切建设，全靠着平和的精神，和战争精神根本相左。战争的精神，定然不能用来建设：就可明白战争的效用，仅仅到了破坏，破坏以外，没有关连了。详见William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此书第365~368页谈兵可废之理甚善。
（2）兵是不生产的。这道理原不消说。因为兵不生产，所以和社会是仇敌了。
（3）兵是不负责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机器，还对于谁负责任？
（4）兵是无权利，因而无义务可言的。这道理也不消说。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没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别人，兵和兵的交际。没一样不像小孩子。详见BenardShaw的JohnBull？sOtherIsland。书中有一节 名DownWithTheSoldier，将兵之恶迹写得淋漓尽致，本文中引用颇多。
（6）兵是以不道德为道德的。罪恶莫大过杀人，杀人却算兵的道德。那种兵式训练，专门消灭人性。其实人性哪能消灭干净，不过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灭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强。一旦爆发，便要奸淫虏掠了。我们只能说奸淫虏掠是兵的天职，不能说是兵的不道德。我们山东向来是多土匪的，但是自从去年解散的“辫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从前了。本来的土匪，原略有点自治性质、责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从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质如此了。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这里发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开辟人类的殖民地，兵却在那里用破坏的手段，替自然界夺回人类的殖民地；我们正在这里努力生产，兵却在那里消费生产；我们最欢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我们希望人道精神，渐渐发展，兵刻刻发挥着兽性。现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一切恶迹、一切妨碍物，请学问家考究起来，可以说没有一条不是古时武力时代的遗传，没有一条不和武力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此可知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当然要除去哪！
诸位想必有军界的人，听了我这话，切不要发怒。中国的兵，都是最亲爱的同胞，生下来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过？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无可告诉，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专作罪恶。兵对于罪恶不负责任，还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负去。我现在要请大家起个自觉心，脱出这个孽海。诸位想想，诸位岂不是为着没有职业才去当兵吗？这没有职业，岂不是因为兵多了，到处破坏，弄得我们抛家舍业，没法子办，才去当兵吗？难道我们身受的苦痛，还忍送给别人吗？况且我们何尝一定没有职业的？好的没有，坏的总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语捉弄了去。那些用我们的人，忽然用不着我们了，就打发我们走路。到了那时节，我们坐食惯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没事可干了。为他一时的利用，误我们终身的职业，这果值得吗？就是不打发走路，打发我们上阵死去，我们更觉着值得吗？他克扣我们的军饷，十万买个小老婆，二十万赌输了一回，却给我们几块刚够吃饭的钱，教我们死去，也不管为着什么死去，我们值得吗？我们究竟为着什么事要死来？我们为谁死来？俗语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父母生的，就该糊里糊涂死去吗？就该受他这样待遇吗？我告诉诸位罢！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Industrialism）。我们想有饭吃，总须做工的，不做工，将来定要天然淘汰，没饭吃的。现在时候到了！起来！起来！起来！把刀化成锄，把枪化成工具，把军衣化成农工衣服，回我们家乡，做生产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识生活的人！
我还要告诉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负罪恶责任的人，说兵是根本没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够以力服人，果然可以达到他的政略，袁世凯早做了中国的皇帝，威廉侯罕者兰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俩现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凯百分之一的人，还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梦呢！这些人若真能觉悟出罪过，去掉他的梦，和我们诚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过，本可饶恕的；他所据的财富，也可不夺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过兵力可以维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来的希望没有达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要上东洋大海里去。兵不仅没有用处，并且有负号的用处。用兵灭人家，到了后来为人灭；用兵得地步，到了后来失地步。古时有个米太国，他的国王要灭邻国波斯，向希腊的神坛求签去。神说，“你可以破坏一个大帝国”。他就从了神命，和波斯一战，败了，登时亡国。他总算破坏了一个大帝国，可惜这大帝国是他自己的。这是兵的用处，这是兵从古以来的负号用处。人民的福利，国内物质的发达，那黩武的人纵然不晓得，他自己的福利，总要想想啊！这负号的用处，可怕不可怕哪？
诸位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把兵解散，请他各自回家——这是没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张把兵变成农工，把兵营变成工厂。把破坏的效用变成建设的效用，替没有真职业的人，找得个职业，替精神消耗在无用地方、生活放在无意识地方的人，找个消费精神的正当去处，找个存放生活的正当去处。我们从此变成自由人，变成有公权、有责任的国民，不再当奴隶，不再当炮架子。此后对于个人的希望和幸福，对于公众的希望和幸福，都是无限的。努力作工，对着未来的光明，和将死的黑暗宣战，世界的人，没有不对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这里作积极去兵的议论，也有一部分 人在那里替兵辩护。辩护的道理，不过是说兵在历史上有多样大的势力，兵对于促进古来的文化有多样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样。这话猛然听得，好像也有道理，细想一想，却不值得一驳。拿过往的事迹，作为将来应当继续的保障，是件极傻的事。这种人真忘了进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陈出新了。就是我们勉强承认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们尽可想法把这可取的融化在社会生活里呀！老实说，兵是几千百年前的产物，无论同我们日进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现代经济状况，也是丝毫合弄不来。总觉得它不但是个太野蛮的法子，并且是个太笨的法子。用它达到我们生活幸福的目的，是个不中用的器具。见JaneAddams的NewerIdealsofPeace，此书主张废兵论。纵然说它在历史上的效用“天花乱坠”，也不能作为现在应当有兵的理由。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除非“哲学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认时间（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却也可以想法替代。托尔斯泰主张去兵，所以他极重劳动主义，更且节 俭刻苦的很。哲姆士曾经举出“兵之替代品”（Themoralequivalentofwar）。见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虽不尽一致，到了现在，却多半说是工本主义。我们的劳动，那一件不要刻苦的？我们工作的计划，那一件不要勇敢的？若果说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种，劳动者的生活，何尝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尝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种？生活简单，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专利。在工本主义里头，这种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没法使它不保存。照这看来，兵有一二分可取，我们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义里，此外兵真是废物了。还有一层，奋斗的精神，是同人类永久不灭的；但是兵的奋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来的奋斗，应当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战胜自然界，向自然界开拓殖民地、新领土，不向别人身上开拓殖民地、新领土。同是一种奋斗，兵用来是破坏力，工本主义用来便是建设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为定理了。
现在废兵一个问题，已经离了讨论的时代，到了渐次施行的时代。上回演说会里，胡适之先生讲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谈。所有限制武备，组织国际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决”，这次欧战和议之后，总要有几部分 实现。古时哲学家的梦想，早已成了预言了。世界废兵的日期近了。
诸君定要想到中国对于这问题，总要另当别论，因为就表面情形而论，中国内忧外患极多，好像离不了兵的。其实考究起来，中国去兵，比别国尤其容易。说中国土匪多，但是中国土匪全是兵变的，没兵就没有土匪了。说中国叛乱多，但是这也是兵激的，称叛的人，也是挟兵力的。若是只有保护公众安宁的警察，把兵一律废去，自然只得诉之公道。这面无从激，那面没法叛了。照这样说来，中国兵不特不能除内忧，并且是一切内忧的根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除了兵就除了内忧的根原了。说到外患，中国尤其用不着兵。难道中国的兵为打外人而设吗？它不曾经打过外人吗？要是中国指望着兵保护，中国地图早变成七色八色了。中国以前的生命，全靠着均势，以后的生命，也要靠着均势。再加上强国对于弱国的同情，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不会旦夕就亡的。有兵没兵，兵多兵少，都是一个样。我们又何苦耗费无量的金钱，造就有害的兵来？别国对于去兵，都有互相牵制的形势。英国有兵，法国不得不有；法国有兵，德国不得不有，要去必须大家一齐去。中国却不受这种牵制。就是他们不去，我们却可以独自去掉它。正因为中国兵队和中国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教育实业，那一样不比兵要紧十万倍？努力办这些，还有点来不及，谁还有闲钱闲工夫去“整军经武”？果然我们昏心，不管别的，专门练兵，练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国一战，到了那时节，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许我们再有兵了，这真是白废工夫的事。我们既然处在去兵的绝好机会，何不登时起来，为天下先？这样一办，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编者注：工业主义。替代Militarism编者注：黩武。——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有这同情，有这敬心，中国的生命，真稳固了。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中国向来不供给世界文明。这回若是独能替世界造个新纪元，为大国作个好榜样。从此中国在历史上占个领袖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誉的事！机会！机会！不可失了！
我们既然知道中国废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当努力做去。能做文章 的人，多做几篇 去兵的文章 ；不能做文章 的人，多向大家谈谈去兵的道理。总要使得“家喻户晓”，成个极有势力的舆论。更要在兵将来的教育和职业上，仔细研究出个有益的办法；全国设警察的手续，仔细研究出个条理。等到有了真国会，真政府，再向他们请愿。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永不听，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这样不愁他不听，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国不当世界去兵的领袖，不愁中国不替世界造个国庆日。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预备罢！
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人性不大充足，因为明知道一件事应当这样做，却只因循苟且，偏不做去。我们若是知道废兵，却不向废兵做去，又要被人说我们人性不充足了。若径自做去，可以把这羞耻一洗而尽了。从此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万恶之原（一）
读者诸位！请猜我说这万恶之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是什么东西呀？我想大家永不会猜到。既然听见我说出这么凶一个题目来，一定往远的地方想去；却不晓得我所说的，就在目前，是我们一秒钟也离不开的，并且是那些冤人的圣贤，教我们从这里成道正果的。我既然胆敢冒犯众怒，还请大家仔细理会一番，想想还是那些骗人的面具是呀，还是我这直觉的裁判是呀。这么才不辜负我了。
我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受了刺激，才发这样议论。这是我几个月来，读书、明察、思考的结果。我先从反面远远说起。
请问“善”是从何而来？我来答道，“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我们固然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所以可以决然断定道，“个性”里面，一部分 包罗着“善”，“非个性”里面，却没处去寻“善”去。譬如我们心里要杀人放火，居然就杀人放火去。这虽然是大恶，但是我是从自己心志的命令，对于这事完全负责任的；比起有个人拿刀压在我脖子上，逼着我拿钱助赈，还高明些。因为后一件事，根本与我无干；就是算做好事，也不能说是我做的。——照这样说来，“善”是一时一刻离不开“个性”的。
更进一层，必然“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要是根本不许“个性”发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远不会是“善”。所以摧残“个性”，直不啻把这“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善”是一定跟着“个性”来的，可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原。
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
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古时有一般哲学家说，人生下来，本是善的。这句话并不难讲。就人的“含蓄能力”（Potentialities）而论，原有许多善的端绪；要能培养得法，“扩而充之”，把那些不善的质素压没了，就可以成个善人。把坏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好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好人；把好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恶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坏人；都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竟有人说：坏事不是个人做的，是社会做的。也有人说：坏事不是为子女的做的，是他父母逼着他做的。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你看西洋有华盛顿，中国没有；西洋有达尔文，中国没有。难道中国不该有这样天才吗？我说，不是没有，是被中国家庭消灭了。华盛顿小时，把他父亲园里的树，砍了几棵。他父亲怒着问他，他就承认是他办的。他父亲便转怒为喜，说道：“诚实是最好的，你能够诚实，所以恕了你的过罢。”假使华盛顿和他父亲是中国人，这事就不这样办了：必定可惜这几棵树，把他儿子教训一番；什么诚实不诚实，哪有闲工夫管他。如果他儿子会掉个小鬼，弄个小聪明，他才要喜欢着，说是大了不可限量呢。诸位晓得，小孩子最易受大人感化。他父母一举一动，都与他终身有关系。倘如华盛顿的父母这样一办，华盛顿就不是华盛顿了。可见中国的华盛顿都是教中国做父母的埋没了。达尔文小的时候，送他到学堂里，不肯念功课，每日里跑到河边上，摸蛤蟆，捉螺蚌去。弄得没法办了，送到高等学校学医。他又不肯听讲。说：教员讲得“是不能受的糊涂”；一个人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他要是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就不想教育他的方法了。简截说罢，西洋家庭教育儿童，尽多是量材设教的。中国人却只有一条办法——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只把这一个法儿施用，成就他那“戕贼人性”的手段罢了。
中国人是为他儿子的缘故造就他儿子吗？我答道，不是的，他还是为他自己。胡适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个能赚钱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族家更不消说。这么一来，让他丝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尽方法，赚钱养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从别人；去连累的他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戴上手铐脚镣一般。我模糊记得王而农《读通鉴论》上有一节 ：论到谢朏做了好几朝卿相，都因为他的子弟，逼迫他这样。陶渊明自伤五个儿子，不好纸笔：若果五个儿子好纸笔了，老头儿或者不能自洁了。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逼着求衣求食，弄得独立的事业，都流到爪哇国去。——《大学》上说，“修身然后齐家”。在古时宗法社会，或者这样。若到现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齐家。齐家的人，必不能修身。修身必要“率性”，齐家必要“枉己”，两件是根本不相容的。还有孟子说：“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古时的人，或者这样好法；现在却应当反过来说，“人若不求富贵利达，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量数英雄埋没了。
现实政治这两条不过是最大的恶迹，其余若妾的怪现状，姑媳的怪现状，妯娌的怪现状——更不消说。一句话说出来罢，总使得心神不能清白，能力无从发泄，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最好把路得的话，换几个字，去形容它，“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
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请问整天齐家去，还能做什么事？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
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
我再说句话完结了罢，奉劝没有掉在网里的人，复理会得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还有一种东西，也可算得“万恶之原”，和中国的家庭，不相上下的。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民国七年十一月四日孟真附白：
本号中《万恶之原》一文，系前月所作。近见实社《自由录》第二集，亦载一文，名《万恶之原》。所论者亦为家庭。原应另改一题，无如牵动本文，印刷者势不愿拆已成之版。兹特于校对时，加此附白，乞读者体谅。又此两文名同质似，而主张大异。恐读者误以为相蒙，特声明其差别：
一、彼泛指家庭，吾则专就腐败之中国家庭立论，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认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现日可以根本废除。
二、吾所谓独身主义，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为特殊事业之张本，不敢望尽人如是；彼则谓世上不应有婚姻。
三、吾所谓独身主义，乃极纯洁之生活，非如英后伊丽莎白之独身；彼既以不婚责之尽人，自不能与我同旨。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最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作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发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
（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中国自制乐器，若琴、瑟之类，所谱者皆所谓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属，远与人事不相及。绘画中山水最多最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
泛而论之，凡寄托于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在于中国，皆反此道。美育一端，竟为士人所专，不取普及。唯不取乎普及，故文学、美术之价值，因之减削。绘画则不能作人物（宋元以来之人物画，非特无寄托之旨，并人之形式，画不周全，劣陋极矣），音乐则不能宜人情（琴瑟之曲，绝远人事；琵琶颇宜人情，正以其来自外国也），文学则小说、戏剧最不发达。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则，唯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耳。英诗人Blake有云：
Greatthingsaredonewhenmenandmountainsmeet，
Nothingisdonebyjostlinginthestreet.
此为当时英国风气言之。如在中国唯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 ；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社会——群众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把矿物做比喻，西洋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
先把政治上的社会做个例：一个官署，全是“乌合之众”所做的事，不过是“照例”的办法，纸篇 上的文章，何尝有活动力？何尝有组织？不过是无机体罢咧！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又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看起中国农民，全没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们止有群众生活。
现实政治说到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每天下课的时候，课堂上休息的时候和吃过晚饭以后，总是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用来“遣时”。若是把这废弃的光阴，移在自动的组织上，岂不大好？然而总是不肯的。所以这样的生活，只可算做在群众里边，做散沙的一分子。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
还有一层，“社会上之秩序”和“社会内之秩序”，很有分别。前者谓社会表面上的安宁，后者谓社会组织上的系统。二名虽差在一个虚字，却不可把两种秩序混为一谈呢。一切社会表面的秩序，除非当政府昏乱——像一年以来，某派的穷兵黩武——是不容易破坏了的。所以袁世凯当国时代，处处都是死气，大家却还说他能保持社会的秩序。但是这表面上的秩序，尚是第二层紧要，比不上社会内的秩序关系重大。
现在中国社会内部里的秩序，实在是七岔八乱。一个人今天做买卖，明天做起官来了；去年当工程师，今年当政客了。任凭什么职业，谁都干得来，谁都干不来。给他干就干得来，不给他干就干不来。这是社会组织的系统缺乏秩序的一端。又如在一种职业以内，譬如在一衙门当差，若是靠着辛辛勤勤，做按部就班的事情，就不免“冯公白首，屈于郎署”。若是不注重自己应办的事，去干些蝇营狗苟，一定能够躁进。又譬如在一家店铺内，稳稳当当的做事，隔几个月加一回薪水的事，是不容易有的。全不给人一个向上的机会，那些长久守着，只好今天改这行，明天改那行，弄得社会就七岔八乱了。这又是不照秩序的一端。这样事随处可见，也不必多举。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内部，不是有条理的：易词言之，是大半不就轨道的。生出的恶果，也无可数。其最显著、其最祸害的：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社会的信条
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这些信条，说它没用，它竟一文不值；说它有用，它竟有自然律的力量。
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这些信条，是从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力量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我们因为今昔时代不同，这些信条不应时，发出许多破坏他的说话，就有许多人很不以为然的。四月间有个朋友和我辩说——
社会上总要有若干信条，大家遵守，才能维持秩序，发展公众的福利。要是你也从自由的思想，他也从个人的判断，大家东跑西跑，没有标准的是非，岂不要闹翻了吗？
我回答这说话道，为保持社会上秩序起见，当然须赖公共的信条。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它的性质，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从的。我且分析说个大概：
（1）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的规律，只可说是梏桎，不能拿它当做信条。所以信条的是非，总当以合于人情，或不合人情为断。我们若是服从不合人情的信条，必定变做戏法的“奇人”了——那些造这信条的人，对于服从信条的人，所有的“功德”，就和玩戏法的，对于他的“奇人”一样。
（2）这种信条，总要有意识，总要对于社会或个人有利益。信条的用项，全是为增进社会的幸福起见。若并无利益，或者有害，反来遵守它，也算无灵性了。
（3）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
照这看来，信条一类物，须是应社会上所需要，出于自然，具有意识。若果遵守矫揉造作、不合时宜的信条，就有入地狱的苦痛。现在我举个例。我曾在一本笔记上，见过一种福建的特俗，大概说：
延平一带地方，未婚妇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寻死，这种风气李氏最盛。李氏是那里巨族，曾经出了个所谓名臣名儒的李光地。这位名臣名儒，立了条家法，凡是未婚女子，死了丈夫，须要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她死，好求旌典。照这家法行了下来，就有不愿死的，家中父母无可奈何，把她绞死，然后请旌。因而李氏一家，受旌最多。乡人见了，羡慕的了不得；一齐学它，就成了风俗。
作笔记的人，把事实写完，便大大赞美一番。看官！这样信条，地狱有它惨酷吗？可是一般社会上人反说是“名教攸关”哩！
诸位切莫疑我举了个极端的例。我不过说个显而易见的，来做证据。那些外面看不出可恶，骨子里却害人到底的信条，正是多着呢！
剪话截说，我们总要做人，不要做“戕贼杞柳而成的桮棬”；总要从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
以上四条系去年六月中所作笔记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破坏
几个月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这总算难能可贵的，也是可以乐观的。
我今天在一家上海报纸上，看见一条短评说：
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
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
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它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它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
这话猛然看见，好像也有道理，仔细一想，竟是不能自圆其说。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若是中国并没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那么只用介绍新的就完了，不必对于旧的打击了。只是中国本来有一种道德、思想、文艺，大家对它信服的很，以为神圣似的。如果不发现了它的不是，不能坠大家对它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还用什么方法引新的进来？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像这家报纸的议论，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现实政治但是我们新潮的主张，并不是仅仅破坏就可了事。我们对于破坏有几层意见：
（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
（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
（3）发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现在思想沉沦的人，到处皆是，固然可恶的很，可也一半是社会造就出的：他们不便自负责任。我们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它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还能化得甚人？须知立异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异为高。现在中国的思想文艺界，实在可怜了。总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脱一个是一个哪！
这一面是这样讲，也还有不得不菲薄别人的时候，我们断断乎不可从乡愿态度。我在本志的发刊词上，已经说过了。
民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希腊七贤中有云，“汝其自知”。此语自解释上言之，颇多义蕴。姑取一端而论，则谓人宜有自知之明也。自知之人，度己之材，恰充其量，无过无不及。不完全者，人之性则然；盈于此者，恒绌于彼。人每有一节 之长，而众节 无不长者，则殊未有。审己之短，忘己之长，因而自馁者非是。忘己之短，从己之长，因而躬自尊大者，尤为非是。必自知周详，避短就长，然后一生事业，有所托命。否则己之不知，而况于人，而况于物，而况以己身遇事理之至赜乎。
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材，择一适宜之终身之职业。盖终身之事业，必缘终身之职业以生。凡学与术，皆以习久而精。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论。故荀卿云，“好稼者众矣，而稷独传者一也……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然世人恒不肯择一职业，终身守之，则亦有故。一为虚荣心所迫，二为侈养心所驱，社会上待遇各项职业，恒有荣卑之差。人不能无动于中，乃舍其素业，以就其向所不习。“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乃姑舍己以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是之谓虚荣心。职业无尊卑，而所入有差别。所入多者，可以应欲愿之求；举凡衣食寝处，不妨肆意为之。人见而羡之，以为己之所入，不能若人，则姑舍己以从彼；侈养于四体，而薄养于心性。是之谓侈养心。凡此二者，欲解其惑，则亦有说。知职业原属平等，虚荣心斯不足扰，知奉养之俭侈，与心神之局泰无与，侈养心斯无从生。各类职业，原无贵贱之别。苟非不正当之职业，未有不为社会所需要者。惟其皆为社会所需要，自无从判别其尊卑小大。社会上尊卑之见者，妄也。所入厚者，所需愈多，所累愈重，因之心境常不得安。故欲厚其养，惟有减其心神之安宁。心安则养薄，养厚则心促。以心境与奉养之度相乘，任在何人，其积每为一致。于此可知力求侈养者，“狙之朝四暮三”也。
《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人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期第二卷）一段疯话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受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经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袴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的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颠。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特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杀”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直报怨”，还要大声疾呼的说，“疯狗，打死他”。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像——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的引我向正路去。这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子”了！
疯子以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神情心景，不是我这笨思想说得出的。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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