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将陈继儒“颜子身讽”之说，摆置在晚明的时代格局中阅读，在纵向上，观察他对颜子之乐的体会，承接前代的诠说所展现的路线，乃由探求颜子“所乐何事”转为“所乐如何”的关怀上开展；在横向上，则观察他评述孔门师生所透露的人世观点，正与晚明士人许多人生取向相孚应，如看重才性、退离政治、忽略功夫历程等。以期能同情地理解“颜子身讽”说何以出现的原因，并适当地评估其说的意义。他的性质固然与汉儒之解说经文方式不同，亦与宋儒之研讨心性有异，而特别凸显了属于其人其时真实生活的存在感受。前文曾指出，此种重新诠解历史人事的文字，非纯属个人读书观史的偶发之见，而反映着士人与时代社会交涉下的人事观省。“颜子身讽”并非孤例，随手翻寻晚明文集，往往可见，兹以晚明人卫泳编选之时人文集《水雪携》之两篇选文--薛晔《西子逐鸱夷解》与项煜《金谷序兰亭记评》--为例，以与陈文参见。《水雪携》为晚明颇具代表性之选本总集，选录短章小文，上自万历，下迄崇祯，以为得冰雪之气者，可携以避俗，故命名《水雪携》。其中作者未必为知名文人，然多能写出一己之观点与感受，颇能反映当时流行品味。
当勾践人吴，越国兴复，西施急遽步下历史的舞台，只留下十分模糊的文献记载。《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1《墨子·亲士》篇云：“西施之沈其美也。”2后代发展出两种传说：一则西施追随范蠡，得以遨游湖海，远祸避害；一则西施被沉江而死，一如文种步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明时两种说法并存：梁辰鱼《浣纱记》3渲染西施与范蠡之爱情，故事情节布置得十分完备。余邵鱼原作，冯梦龙等改编之《东周列国志》，4则不涉及西施与范蠡之爱情，结局为越王夫人沉西施于江。
本文写作在此背景上，主张西施沉水，并进而解释沉水的结局才吻合西施的人格特质。薛晔将西施与伍子胥并举，以为西施逐鸱夷，乃以死谢伍子胥，理由有二：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自古已然，盛才殊色既已露才扬己，往往难以全身而退。二、西施为子胥与吴王构隙的要因，伍子胥忠吴而被戮，以鸱夷浮江，西施应有道义上的不安。初时，二人各为其主，角色明确，不可妥协，伍子胥在对抗中落败；而越军破吴之后，西施的角色也失其意义，与伍子胥的对抗关系自然瓦解，二人以忠烈之情转为并列关系，则继子胥之后，以鸱夷浮江相谢，亦应是西施甘心接受以弥补心中不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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