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强调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主要理论根据，浙江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为实践内容和目标向导。
3.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历史文化基础
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具有充分的历史文化依据。浙江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叶适为代表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等等。浙江的这些传统文化基因为当代浙江的精神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精神品质。自古以来，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煤、铁、油等大宗工业原料均相对匮乏。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磨炼出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代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成果。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浙江人既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大多数传统浙江人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这是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江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在历史上，传统浙人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奉化的“红帮裁缝”、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绵延了传统浙江人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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