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视角下的邓小平改革
人类历史上往往会出现祸福相倚的现象，中国也从文革大灾难中因祸得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极左的文革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使中国人提前至少半个世纪，从计划经济乌托邦执迷与狂热中觉醒过来。正是文革这样的时代，才会出现的贵州农村两个强劳动力一天工分抵不上一只母鸡生的蛋的奇闻（一个鸡蛋一角一分线，强劳力日工分仅五分钱）。中国穷到竟然出现陇西等地区一些农村女子没有裤子穿的现象。
这样令人心焦的极度贫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只有被抛到逆境与边缘的人们，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才能感知并产生大彻大悟的反思。从世界历史上看，一般而言，传统体制内的元老派，往往是既得利益的保守派，文革巨大的灾难使革命元老派与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巨大冲击。他们所处的边缘地位与逆境，使他们脱离了极左的意识形态教义的束缚，与普罗大众一样，能从朴素的常识理性出发，对受极左灾难中国的现状有了真切的认识。事实上，1974年邓小平在复出任副总理之后，他就与江青就在学大寨会议上有过一次对辩。江青听到农村贫困的汇报时，说“这只是个别现象”，邓小平实在忍不住反驳了一句：“即使是个别现象也是严重的问题”。当他这样回答江青时，他的常识理性就开始觉醒了，他从长期束缚他的教条信仰中摆脱出来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党的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充满自疚感的，他在东北视察时就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还原谅我们，换了其他国家人民早就不信任我们了。”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谈到党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就情不自禁地说过，“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些。”（《邓小平年谱》上，第604页。）可以说，正是毛泽东晚年文革乌托邦膨胀达到了极端，于是历史的“钟摆效应”，使革命元老派相当一部分人从乌托邦思维回归到常识与经验思维，由此大彻大悟。当他们重新掌政以后，中国的历史也从此迎来了新的起点。
邓小平的反思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这本书中的邓小平思想，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极其朴素的四句话：一，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富起来。二，要生活富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三，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四，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政治稳定。前三句话都是对极左思想的反思的结晶，而最后一句话的政治功能，就是为了维护推行改革开放的新威权政治的合法性。
当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者，就具有了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优势。首先，老马识途的元老派所拥有的权威、个人威望、体制内丰富的组织人脉，这些极其可贵的政治资源，能有效地以开明家长的方式来引导体制变革，从而极大地降低转型的政治成本，并在改革一旦出现挫折以后又有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而元老派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则能排除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保守反对派对改革的抵制与冲击，并维持改革开放过程需要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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