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临终时，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已失去知觉，便开始历数他的丰功伟业和高贵品质。例如，他曾在九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例如他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保持了雅典的繁荣，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感到悲痛。这时，在弥留之际，伯里克利听完这一切之后喊道：“你们忘记了我最杰出的荣耀，尽说那些主要取决于命运的寻常功绩。你们没有提到，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在这位民主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王国里，如康德所称，“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是一种信仰，在如此长期的统治中，能够不为私利而牺牲哪怕一位公民的生命，确实可贵。
中汪丁丁教授以他的学养深思与家国情怀，和年轻人探讨中国未来的社会图景，也就他长期关注的政治家品格、制度建设、医疗与养老、环保、劳动力与工资以及人类社会过程等诸多问题，提出他的见解、批评与建设性意见，只为期待中国与中国人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于经济学家熟悉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大约只有两个概念是最重要的。其一叫做“免费搭车”——人们愿意分享这一公共领域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却不愿意分担保护和维持这一公共领域的秩序的义务；其二叫做“寻租”——人们愿意把公共领域的全部或一部分垄断为私己的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代价。
根据休谟的判断，我们看上去“理性”的行为的极大部分，其实来自习惯。从小就生活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人们，习惯于把大部分领域——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看做私人领域，至少，看做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资源分享秩序的领域——典型如正在进行演出的歌剧院。所以，他们在走进“公共领域”时，出于习惯，与他们走进别家的“私人领域”时一样小心谨慎，稍遇异议便连声道歉。
我的注意力突然被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吸引——住在亚细亚外国语学校宿舍里的那群上海女孩儿，在服装店里大声喧哗，正引来日本顾客们的冷眼。我猜测，日本服装店里空气的震动方式，是早就被良好界定了的，任何人在大声喧哗的时候都应当对其他顾客道歉。
长期生活在公共领域里的人们，典型如我们中国人，绝不习惯对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表示尊重，我们喜欢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的那副德行。我们喜欢把车直接停在餐馆路边的人行道上，哪怕刚好挡住了一群散步者，迫使他们从马路上绕行，又刚好在绕行时被一排驶入站台的公共汽车驱赶。我们喜欢骑车的时候迎风嗽出一口浓痰，再掉头把痰喷射到旁边两米外的草丛里，哪怕后面有一长串上班族都骑着车，笼罩在那口浓痰的飞沫中。我们喜欢在候车室和候诊室里不经别人同意就点上香烟，吞云吐雾，让吸“二手烟”的陌生人承受三倍以上的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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