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济”行为来应对。如抢购、逃亡、回避等消极应付和集体散步、主动上访等极端方式逼政府表态。2009年7月发生在河南开封杞县的“杞人忧钴”万人大逃亡事件。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期间的我国“抢盐”风潮都属于此类。2.信息失真激化群体情绪。许多涉政公共事件与参与者无任何直接利益关联，最后却能把大家都卷进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公布的信息失真，有些甚至缺乏基本常识，纯粹是欺骗和愚弄民众。现阶段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所以公信力不足、威信弱化、凝聚力不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及其官员本身缺乏诚信，说一套做一套，那些所谓的“公开”，也纯粹是做做形式、走走过场，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期盼的，真正的、真实的情况绝不是“公开”信息所能解释的。例如国务院要求财政公布预算与“三公”消费，在我国现行制度下，预算纯粹是个形式，真正的问题在预算外，如果能将每年的预算与决算一同公布并解释说明决算与预算差距的原因与细节，那样的公开才有真正效果。
“三公”消费更是雾里看花，任何单位、层级都不可能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就像大多数干部不愿老老实实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一样，这也是2010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定期公示开支经费，“全裸”之后，上级领导都“不敢”去该乡，使该乡工作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3.信息的放任带来群体性恐慌或抗争。前文说过，面对类似涉政公共事件这样的突发事件，社会公众有强烈的信息需求，各类媒体在事件的报道中对信息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涉政公共事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有个议题管理和信息选择问题，如果选择不当，信息的发布量越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不仅不能安抚民众，而且可能形成紧张恐惧感。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前期是集体失语，听任谣言、传言传播，当全国各地抢购风起云涌的时候，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声音。然后是失真，明明非典疫情非常严重，我们却判断为“不严重”、“很安全”，让社会群众感觉不可信。到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因为非典疫情处置不力而免去卫生部、北京市主要领导以后，各大媒体才开始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然而，这期间的报道与前期失语相比，又走向失控的境地，原本人们就对非典谈之色变，媒体的责任、主要任务应该是安定情绪，告诉社会公众非典可治、可控，国家有信心战胜这一新出现的疾病疫情灾害。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