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的界定向来充满争议。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学热”逐渐升温，更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这个问题。就内容而言，“国学”既可以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和校勘学等传统学术，也可以包括针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学术研究。这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关系密切。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内设“三室五会”：“三室”指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当时的“国学门”，既有专门学术机构的研究功能，也有文科高等学术人才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有专业学会的联络功能。晚清的老北大，在大学堂（本科学院）之上设“大学院”或“通儒院”，“主研究，不主讲授”。在此基础上，蔡元培校长仿效西方大学的研究所制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重点是在“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刘放对学校所能起到的作用的估计显然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学校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好的，但若通过学校中的经义考试来取士则难以使现状得到较好的改变。刘放在此对学校取士的怀疑有些荀子所言的“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意思。在比较普遍的通过在学校传授经义以取士的呼声中，刘放能够做出此种区分实属不易。而改革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正验证了刘放的这种判断。
    如前所述，通过学校来取士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政治理想。这样的一种结合养士与取士的方式本身的确具有一些优点。在考试之外，通过教育的加强，有利于更好地根据国家的需要来培养、塑造士人的品行、能力。同时，由于与选官相联系，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也明显得到了加强，进而其对士人的控制也有所加强。造就利于国家更好地确立起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稳固其统治的基础。正是在此，教育的“一道德、同风俗”的功能才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和有价值。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主张通过学校来取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论者大多注重学校教师的人选，这也就希望通过教师这样一个中介来更好地实现其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主张以经义代替诗赋来取士也是有逭方面因素的考虑的。
    尽管以学校来取士有上述优点，对于国家统治的稳定颇有帮助，但其在客观上却缺乏充分实行的基础。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选举方式只是应然状态下的一种理想模式，而难以在实际生活得到较好的运行。这也为科举制的历史所证明。
    三舍法的全面实行虽然是在徽宗朝，但从其取向及性质上来看，应该可以将之视为王安石变法的一部分。而科举改革与王安石变法中的其他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即是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方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政措施中的青苗法②。改革者大多是在理想状态下考虑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办法，而对现实情况则较少考虑，可以说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忽视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在熙宁科举改革实施前的议论中，刘放曾有如下言论：
    臣愚以谓人主之举事与人臣之献议不同。人臣之议者，盛言古事以为高，侈言己忠以为博，迂远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济世务。虽己自知其无益于治矣，而犹为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众眩俗，故敢为而不疑耳。人主之举事则不然。度时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为虚名而弃实效，不慕远业而捐近功，使令出而言必信，事举而俗必定。故与其出令不当而亟改之，不若谋事于始而慎虑也。
    刘放在此对“人臣之献议”与“人主之举事”进行了区分，认为尽管前者可以迂远漫汗，而后者则必须度时因俗，经过仔细慎重的考虑后再作出决定。这样的见解对于改革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从改革的时机进行来看，刘放的这样一种看法并没有被采纳。而将迂速漫汗的“人臣之献议”作为改革方案付诸实践也正是此次科举改革的症结之所在。可以说，改革者在制定改革方案时更多是在应然的状态下思考问题，而对这样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将会进展如何及会遇到何种现实困难则缺乏比较充分的事前考虑。
    以三舍法为代表的北宋科举改革更多的带有一种复古改制的色彩。改革者的理恕是恢复经典中所记载的三代的学校取士的制度。这样的想法不只是王安石一人所有，而是北宋中期大多敷士人的共同观念。如前所述，这样的一种思潮与北宋的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本身坚持的是一种道德的理想目的或理想的道德目标②，而在儒学得到复兴，特别是对儒学经典采取“治道”的阐释路径的时候，这样的理想目的就很容易被贯彻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说，是将一种文化的理想落实于政治之中。这样的一种由近似乌托邦的理想所主导的政治改革最终失败是难免的。尽管儒生们赋予经典以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社会环境面前，这更多的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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