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一百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是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他”），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腊八以后，小年之前，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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