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学方法与现代意识
文献学方法既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方法，又是至今仍被广泛运用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方法。它不是凝同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推动文献学的发展，除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养外，还要求研究者具有现代意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谈论文献学方法，习惯于把它与陈旧意识画上等号，似乎文献学方法与现代意识无缘。这种误解，实源于对文献学方法的一知半解。
现代意识是指研究者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前沿，用科学的精神审视既往成果、指导当前研究的自觉意识。现代意识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并不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人所专有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那个特定时期的现代意识。古往今来，文献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或重大突破，往往源于研究者的现代意识。在文献学方法的运用上，现代意识通常表现在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引进等方面。
（一）思想的解放
“思想解放”，并非当代（新时期）才倡导和具有的科学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论及清代文献学家思想解放的特点，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他说，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16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梁氏又说，钱大听、余廷灿对戴震的评价，“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又说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又说：“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梁氏之论，可谓深知清代文献学主流的精髓所在。阎若璩、戴震、章学诚诸大家所以能超越前人，主要原因就是敢于解放思想，发扬科学精神。解放思想的核心是求真，是逼近真理，而不是趋时媚俗，胡思乱想。
（二）观念的更新
观念更新常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改变。守旧的文献学派严守“家法”，在经学与史学的圈子里打转，视小说戏曲为俳优；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则大胆打破这一陈腐观念。20世纪初，文献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是小说戏曲考辨取得的丰硕成果，如王国维的《曲录》和《宋元戏曲考》，鲁迅的文言小说辑佚，胡适的通俗小说考证等。这些成果的取得，实来自文学观念的更新。胡适提出“三新”：“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由此可见，观念的更新又往往得力于域外思潮的浸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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