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TonyJudt，1948—2010），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著有《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作品。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认为是无法被超越的史学著作。2007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2010年8月因病去世。

　　杜先菊（译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转至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曾在希伯来大学、哈佛大学进修和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历史与外交、中国和以色列外交关系史等。译有《以色列现代史》等，著有《中国以色列外交关系史》。

　　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一认知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托尼·朱特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朱特重新激活了我们的政治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和更好的生活。
　　《沉疴遍地》凝结了托尼·朱特一生的思索，将他对历史和现在的洞悉嘱托给后世。

　　给困惑者的指南
　　“我禁不住担忧，人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由于他们把每个新理论都看成危险，把每个发明都看成自讨苦吃的麻烦，把每次社会进步都当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有可能完全拒绝任何行动。”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样东西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价值几何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迷恋创造财富，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贫富愈加分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那些恬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想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直到最近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还一直是在保卫或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们之间辩论的阴影笼罩下进行的：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往往认同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场辩论对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意义；尽管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挂钩，可以在上面悬挂上对当代事务的批判性评论。
　　从左翼看，马克思主义对年轻几代人有吸引力，尽管这只不过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状的途径。古典保守主义也差不多是这样：对过分仓促的激变的全面厌恶，为那些不愿意放弃天长日久形成的惯例的人提供了家园。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脚点。
　　三十年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我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我们”（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却一无所有。从很多方面看，我的学生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很容易——就像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也很容易，至少在这层意义上。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的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同样的挫折感，上一轮还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家们谈及“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陷入迷惘，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目标。和学生或小学生挑起任何话题，都可以引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串焦虑。事实上，成长中的一代在敏锐地为它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但是，伴随着这种担忧的，是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对，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怎么办？
　　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六十年代最典型的色调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正世界。正是这种过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反向反弹；如果左派要收回自己的财富，一定要谦虚行事。无论如何，你必须首先辨别出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它。
　　这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的。美国读者可能会因为书里频频提及社会民主主义而感到震惊。在美国，人们不常提及社会民主主义。当记者和评论家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社会目标时，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们的批评家也将他们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但这样说很含混。自由主义者是个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标记，我们应当很自豪地佩戴这个标记。但是，就像一个设计精良的外衣一样，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这个人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其极端形式，这种态度当今和自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有关，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某种混合。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文化和宗教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通过累进税来支付个人无法为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产品；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将这种税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给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大的角色。
　　可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不无裨益。无论如何，二十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亦即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欧洲的难题有所不同。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他们忘记了如何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处于守势和道歉的地位。有人批评欧洲模式太贵、经济上效率低，他们对此也不予挑战。然而，福利国家在其受益人中却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支持废除公共医疗、结束免费或补贴的教育、减少提供公共交通和其它基本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两岸的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确实，目标已经大大软化了。这个世纪的头几年，“华盛顿共识”执掌着地盘。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或“专家”在阐述放松管制、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优点。看起来好像是凡是公共部门能够做的，私人都会做得更好。
　　从“爱尔兰奇迹”（“凯尔特虎”的房地产泡沫的繁荣）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的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各处的意识形态啦啦队的欢迎。即使是“老欧洲人”也被席卷进来。欧盟的自由市场项目——所谓“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热火朝天的私有化计划，都见证着批评它们的法国批评家所称的新“单一思想”（penséeunique）。
　　今天，已经有了部分觉醒。为了避免全国破产和全盘的银行倒闭，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进行了显著的政策逆转，为了追求经济稳定而大笔花费公共资金，毫不犹豫地将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数量惊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们顶礼膜拜，如今也排起队来，穿上麻布和炉灰，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一切都可喜可贺。但它并不能构成一场知识革命。恰恰相反：正如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所显示的，转向凯恩斯经济学只不过是一次战术性撤退。《新劳工法》也是同样如此，从总体上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私营部门，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市场。确实，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是挫伤了欧洲大陆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经那么热衷于模仿华盛顿的中间偏右党派。
　　简而言之，对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人在“重新思考”国家。人们仍然明显地不情愿站在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立场上捍卫公共部门。惊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战绩不佳；虽然市场崩溃了，他们显然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要想人们对他们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找到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但是，仅仅是找出“系统”的缺陷，然后像彼拉多那样撤退，对后果毫不关注，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里不负责任的修辞上的哗众取宠，没有给左派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1914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了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来保护他们：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会。
　　下面的论点最初在我于2009年12月投给《纽约书评》中的一篇论文中概述过。那篇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建议。其中有一个年轻同行的批判发人深省。“你所写的，”她写道，“最惊人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你谈到对我们的政治静止感到愤怒；你写道，我们需要对我们以经济为驱动的思想方式表示不同意见，我们急需回到那种道德上知情的公众对话。已经没有人这样谈话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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