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典回放
历史上那些懂得进退，明了得失，知道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君子。
范蠡，原为春秋时期越国大臣。在他的帮助下，越王勾践重整越国，消灭了越国的世敌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范蠡也因此被封为上将军。但对人性有着深刻认识的范蠡深知越王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个性，也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于是他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决然辞别越王，隐退江湖。
范蠡离开越国后，来到了齐国。他隐姓埋名，更名为鸱夷子皮。意思仿佛是说，自己是盛酒的革囊，用起来可以很大，收起来又可以很小，舒卷自由，能屈能伸。在齐地住下来以后，他便试着用自己的才智致富。他在海边募人开垦荒地，从事生产，积累了大量钱财。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鸱夷子皮很有本事，便请他去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当到卿相，种地得到干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去享受，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大印，不久，又把所有的家产分发给穷人，自己悄悄地离开了海边。
听说陶是当时天下的中心，交通枢纽之地，也是经济和贸易的会聚点，是经商的好场所，他便带上部分财产在陶定居，自称“陶朱公”。他平时从事一些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囤积居奇等候时机再行转卖等方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不久就成为巨富。天下于是都知道有个富商“陶朱公”。范蠡又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他自己则闭门不出，最后在陶寿终正寝。《尚书·洪范》说：“向来有五种福分，一是寿，二是富，三是健康平安，四是修养德行，五是能善终。”一个人，若能够做到舍弃骄横吝啬，压制怒气断绝欲望，才可能享受这五种福分。范蠡就是这样的人。
司马迁曾经写道：“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字里行间对于这个拥有大智慧的人洋溢着由衷的慨叹和钦羡之情。
当然，能够像范蠡一样知进退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些因为缺乏修养和主见而最终被困厄所吞噬的人。
北魏孝武帝时，权臣高欢把持大权，从来不把孝武帝放在眼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孝武帝想要铲除高欢，于是便找来一些心腹商量。
孝武帝对大家说：“高欢欺朕太甚，不除此人，天下必亡，朕不能坐以待毙啊！”
有人献计道：“欲除高欢，非大将贺拔岳莫属，他手握重兵，对高欢不满，陛下眼下只能依仗贺拔岳了。”
孝武帝于是亲手刺破前胸，派人把心血送给贺拔岳，密令他除掉高欢。
贺拔岳收到诏命，感到十分不安，他召来自己的谋士，问他们：“皇上命我讨伐高欢，此事可为与否？还请你们发表高见。”事关利害，亲信各怀心事，谁也不出声，贺拔岳斥责道：“你们都想推卸责任，难道置我的生死于不顾吗？平日我厚待你们，想不到你们竟是这样对我。” 见此情景，一位亲信连忙说道：“高欢掌握大权，皇上早已被架空，将军何必为皇上殉葬呢？依我之见，将军不能听从皇命。”
另一位亲信也说：“皇上已成为傀儡，将军不但不能奉诏，还要投效高欢。若非如此，高欢必然迫害将军，对将军不利。”
看见亲信们都主张投效高欢，贺拔岳感到十分为难，他说：“身为臣子，我不奉诏命已是不忠，又怎，么能去能服侍高欢呢？我自叹实力不济，难与高欢相抗，我还是选择自保吧。”
于是贺拔岳拒绝执行孝武帝的诏命，但也不投效高欢。他便托词在原州牧战马，率兵到达了平凉，以求置身事外。对于贺拔岳的做法，他的一位同在朝中的朋友以为不妥，特地赶到贺拔岳的营中，当面对其苦劝说：“现在皇上与高欢相争，不可调和，你身为领兵之将应当及早做出抉择。似你这样患得息失，还想两边都不得罪，怎么可能呢？”
贺拔岳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想插手其事，就是想躲避灾患，否则灾患立来呀。”
朋友说：“你不敢表明立场，分明是有所顾忌罢了，这才左顾右盼。你的私欲太强了，你该为了国家挺身而出，铲除奸佞。”
贺拔岳支吾道：“高欢势力太大，我讨伐他只会白白送死，又有什么用呢？我是有心无力啊。”朋友觉得他实在太糊涂，又进一步劝道：“你如此犹豫，后患无穷啊。高欢知道皇上密诏之事，他会饶你吗？何况你与高欢早就不和，他也是不会放过你的。”
可是不管朋友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坚持己见的贺拔岳仍不为所动。朋友哀叹道：“你不听良言，终有后悔之日。”
贺拔岳也叹息道：“敌强我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你尽管骂我好了！”
对于贺拔岳的观望，高欢恨之入骨。他派人打探贺拔岳的一举一动，对手下说：“贺拔岳只求自保无事，他想得太简单了，官场上向来就是你死我活，我怎会让他遂心满意呢？”
于是高欢派人去收买贺拔岳的手下将领侯莫陈悦。由于侯莫陈悦一向被贺拔岳轻视，早已心怀怨恨，他马上投进了高欢的怀抱。不久，侯莫陈悦以议事为名，把贺拔岳骗人自己的军营，将其杀害了。
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远见，又缺乏是非立场的人来说，不管他怎样想保全自己，最后都必然会被险恶的人世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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