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文化切入研究中国问题的讨论中，西方汉学界成果卓著，并一直为国内学者所称道。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就是这样一部代表性论著，作者对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正是通过这样的对“大众文化”的铺陈展示，政治在乡村社会如何扩张，又如何在复杂的地区权力网络中遭遇困境的过程和表现被生动地揭示出来。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实际上也是作者重新确认文化中心地位的尝试，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的角度挖掘政治事件背后的文化因素。至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不仅将这种文化的解释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也提供了在充分吸收“社会史”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的典范。他从分析一场因巫术引起的社会骚乱出发，讨论了帝国官僚体制的运行。
尽管国内学者从文化角度关于中国社会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也不乏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杨念群关于防疫行为和空间政治的探讨，提出了医疗现象的出现不但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其治疗过程本身就是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的论点，他进而指出，“对付弥散在各类人群中肆虐横行的病菌已不仅仅是所谓医疗病症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更是以身体为聚焦点，从医疗人手来理解社会文化与政治，关注现代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其他代表性的论著还有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李细珠的《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行龙的《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等等。
从文化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有助于使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研究的“碎化”；而且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从文化的层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社会，如何整合共享一种文化，以及政治如何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力方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从这个层面讲，以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史必将有益于社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有助于其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观的更好实现。
本书正是这样一次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社会史的尝试。秧歌小戏本是生发于民间的草根文化，远离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出身，使它在备受官方冷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民间的广泛支持，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秧歌小戏发展的动因。20世纪的社会变革，使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开始了对这种民间文化的木断改造过程。这样一场关于民间文化的改造，在改变秧歌小戏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小戏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可以说，20世纪以山西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的发展演变不仅体现了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变革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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