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著述中普遍流行的是重视俗文学，使用白话文和现代论文的规范书写，方法上演绎和归纳的考察交替运用，史观上是进化的观念。
周贻白先生自从撰写戏剧史一开始，就承续了梁启超、王国维特别是胡适“以清学证西学，以王学证小说”的研究方法。率先使用最新的观点和方法，以白话文和现代规范的论文格式撰著戏剧史；进化的观点也是周贻白戏剧史中始终一贯的史观，从他几本戏剧史书名的变化以及以萌芽、发展、繁荣等命名章节就可看得很清楚。
除了兼用上述几种治史方法之外，特重考据是周贻白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他的著作中多次批驳王国维、吴梅的错误和不足，特别对图解意识形态和先人为主的演绎大为不满。比如关于元剧的演剧情况，吴梅认为是“歌者自歌，白者自白”（见吴梅《顾曲麈谈》卷下《论作剧法》）。他的根据是“毛大可论之甚详”。经周贻白考证，其实毛大可的《西河词话》曾论到金代的“连厢词”和元剧，这种“歌者自歌，白者自白”的演法，指的是连厢词。周贻白遍考不见其出处，进而怀疑吴梅之说，从而推导出元杂剧演出情形成疑的结论。
与同时期占据主流的史观派戏剧史家不同，周贻白先生撰史走的是史料派的路数。1960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之所以取名为戏曲史长编，是因为正值史学革命史观派大行其道时期，又鉴于30年代，鲁迅批评某些文学史只不过是资料长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因为这是两种不同体例的著述，前者需要独到的见解，后者则可以不下论断，专记史实。借用章学诚的话说，“前者是学问，讲究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后者乃功力，追求言必有据，以博雅为事；二者固是缺一不可，毕竟还是泾渭分明。”
1958年前后，周贻白也受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史观派冲击，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重写《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但是实话实说，他的自我否定和革新是不成功的，有硬找资料往人民的立场上靠拢的嫌疑。这一点在张庚、郭汉城先生编著的《中国戏剧通史》中也明显存在。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史观派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周贻白看重的仍然是“拿史料来”的史料派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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