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开始，汕尾便有先民在沿海的捷胜沙坑、香洲的埔上墩等沿海地区耕海牧渔、繁衍生息。到了西汉、隋唐时期，随着中原南迁居民的到来和中原佛、道文化的渗入以及千百年的碰撞、打拼、磨合，聚居汕尾沿海的渔民群体形成了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陆上渔民和海上渔民。
陆上渔民从事浅海作业。船小，每船人数三至五人，当天出海当天回港，或当天下午出海次日上午回港，捕鱼的水域是近海，故人们称之为“浅海渔民”或“掇鸟渔民”。这类渔民人口不多，纯属陆上居民，但以捕鱼为生，其语言与生活习俗与陆上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歌调，平时唱诵的是当地的民歌民谣。
海上渔民分“拖船渔民”和“瓯船渔民”。
拖船渔民从事深海拖网作业。船大，人数多，每次出海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以上，捕鱼的水域是深海，故又称“深海渔民”。这类渔民原属粤方言区中的流动渔民，抗日战争前后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广西沿海等地陆续移居汕尾组成了一个粤“方言岛”的生产群体，其语言通用母语“白话”。现有人口约四千三百人。他们按传统生产方式在深海从事拖网作业，其生活习俗与珠三角一带的渔民相同，常唱的歌调是“咸水歌”、“高堂歌”，也唱些粤曲小调等。
瓯船渔民从事中海作业。船比浅海渔民的大而比深海渔民的小，每船人数在十人左右，每次出海半个月左右，捕鱼的海域是中海，故又称“中海渔民”。其家眷或同住在船上，或住在小木船里，泛游于内海之中，形成漂泊不定的“浮水乡”，而后陆续上岸定居于避风港沙滩上的旧船屋里。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故家里人口多了，舟船再也载不了之后，只好与渔头说情，在临海极近的沙滩上，用人家舍弃的破船，搭成船寮居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终于送走了一直浮家泛宅或屈居岸边的凄凉窘境，迎来了惠风和畅、安居乐业的崭新渔村。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党和政府划出土地，拨出资金，按各家人口多少，为他们建造住宅，而且建的多是双层楼房。故汕尾渔民，破天荒地先于陆上人住进了楼房。
汕尾的瓯船渔民，现在已有一万八千多人。他们的语言虽与陆上人一样操闽南语，但在服装打扮和生活习俗上却与当地陆上居民截然不同，且与陆上人极少来往。因此，在旧社会，他们被认为是异类，祖祖辈辈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和权利，长期受尽海匪、渔头、湾主、渔霸的折磨、歧视和压迫剥削，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权利。
那时，渔民最大的欲望，就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是因其一年到头的修船、更换船上网具等费用，都是向渔头借高利贷，而捕到的鱼虾，就只能全部低价卖给渔头了。这样一来，渔民一年到头劈波斩浪，风里来雨里去，历尽千辛万苦，年年都还需再向渔头借钱过年。若碰上家里人有个“头烧额热”，或患上重病等，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和他们一样备受压迫剥削的极少数陆上人也视他们为异端，称其为“瓯船仔”。他们上岸之后，若穿鞋着屐，谁都可以上前严加指责，或给他们来一番拳打脚踢，真是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逆来顺受，尽量吞忍，只有在唱歌时，吐吐苦水而已。因而，“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成了渔歌的内容之一。渔歌《渔家泪》，就是他们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歌中这样诉说着：渔民头上三把刀，海匪渔霸和把头，刀刀钊人不见血，目汁流过又再流。
落海掠鱼三分命，上岸赤脚低头行，咽喉好比鱼骨鲠，哭天哭地哭无声。
过去，瓯船渔民随波逐流，漂泊四海，靠落后的生产工具捕鱼，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精神饱受折磨的贫困日子，为避风、躲债或逃避战乱，而时时出现断炊的境况。
在哭诉无门的情况下，他们便即景即情编词，用祖祖辈辈传承下来或依照当地戏曲、民歌的各种调子唱出来，借以宣泄心中的悲惨激愤之情和倾诉对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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