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具有典型的遗迹和遗物，典型的器物形制和组合，在人工制品（包括音乐物质产品）上反映出独特的文化面貌。
因为音乐考古材料是普通考古材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遗址或墓葬中共存，属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并具有相互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割裂音乐遗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去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和审视音乐考古材料。音乐考古学如果游离于考古学文化之外，其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必须将音乐考古材料与其所隶属的考古学文化作紧密的联系。
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也往往与一定的族属、部落或部落集团相联系。考古学文化的综合信息，为音乐遗物的分域和民族属性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一般以其发现地来命名，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等即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还有分层、分期和类型划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些虽然在发展时间上大体相当，但其文化性质却迥然有异。相同的考古学文化，还存在不同的地区分布，从而具有区域性特征。
即使是同属一个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也应按照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予以对待。就中国殷商时期来看，音乐考古遗存分布较广。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殷都所在地，也是商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的音乐考古发现相对较为集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殷商王都以外的其他周边地区，属于商朝统治的势力范围，分布着商朝的“四土”或“方国”，那里同样有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应该结合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②，使研究工作具体化，而不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
不同考古学文化发现的乐器，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不宜将它们生搬硬套或同置并论。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在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均有发现，它们是不同地域、不同族属人类共同体的创造，应分别将其视为不同文化单元的乐器予以研究，而不宜将其混为一谈，并入同一发展体系。当然，对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乐器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应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对考古学文化分区、分系、分类的层级划分。不同区、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属性、特点以及各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传播、发展、消亡的历史。音乐考古学必须依靠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音乐考古材料进行处理，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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