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今谈到的传统中国画，其实都是以两宋以来文人画的标格来品评的，宋前的雄浑大气到了宋代婉转而成一潭静水，在这静水之下，其实掩抑着一个民族气脉盛衰交替、回环流转的洪湍巨注。
宋室三百余年，崇文抑武，优渥文人，却造成了边警四起，江河跌宕，国势凋敝，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政治、经济、文化必定息息相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内忧外患下的两宋人物画，如果把它放在传统绘画发展的大历史中来看，一直是被奉为人物画的顶峰，但即使假设这个论断是对的，那么顶峰之下，必是低谷，世问万物成住坏空，至顶，亦即败之始，也确实，其后颓败之势一发难收，相对于皇皇巨制、百代标程的山水花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幸和炫耀。在我看来，两宋人物画所谓的顶峰仅仅是相对于之前数千年的青葱懵懂和之后数百年的衰败颓亡而言，在暗淡的渊薮中显出些微的光芒来，便以为是大光明了。这是中国人的通病，窥一隙之光便以为临幸了整个宇宙，且能自矜自夸几千年，典型的小农，在天圆地方的井中做着不知天日的春秋大梦，至今未醒，可怜可悲。传统中国人物画单就其自身体系发展的形式语言、体制规模、内容含量以至于画论法则而言，都远没有达到山水花鸟画法大备的地步，这首先是由其所载之道所决定，成教化、助人伦，昭显政绩，褒贬贤佞，以为人伦，以为史鉴，以为醒诫激励之制，宣教的意义大于绘画本身。宋前人物多为庙堂户牖、寺观墓室之制，画壁之大，而于精微处难免懈怠，所谓尽精微，至广大，而义利终究不可得兼，况其时纸张尚未盛行，于绢素壁牖问传移摹写，青灯呵冻，暑溽挥汗，自然不可能有士夫文人的闲逸。宋三百年养士，最后却为文人所误，文人既为家国之理所困，又为幽私之情所抑，表面上的循规蹈矩、道貌岸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压迫，滔滔汩汩的情欲之流终究需要有个宣泄之道，由是“专主情致”赏心悦目且又逸笔草草的山水花鸟便成了最佳选择，最后文人风习的影响导致了整个社会审美趣味的改变，及至人物画欲振作勃发，已然是文人画天下，山水花鸟颇多情致可悦性怡情，要这人物之案牍劳神何用？家国破败，生民潦倒，再要这疾苦人物来唱大风悲歌，不如放旷山水，怡情花鸟，千载之下，人物一门败北于庙堂仕途，寂寂落落逃遁入自身的江湖，便成匠流，便成师徒授受造像写真的稻粱之谋。两宋人物画的转捩与式微由此引发的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衰败没落，其实折射出的是家国的败相，一个民族气脉的衰败没落。千年之上，看樊楼绮袖，夜夜笙歌，一朝梦醒，千里孤坟，白骨骷髅。是耶非耶，今又来，如幻如电，即色即空。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