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新创办的书法专业不久，附中的宣庆余同学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说是已经征得了张宗祥先生同意，可以带我去拜谒他。张宗祥先生字阆声，号冷僧，当时已82岁高龄，是杭州书法界的领袖人物，在学术界也卓有声誉，一般人不容易见到他。宣庆余兄虽然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但因为他早在上海读初中时就已是沈尹默先生的书法弟子，1962年来杭州，是手持沈先生的亲笔信去拜谒张先生的。我虽然在他进入美院附中时就与他相识，也见过沈、张两先生写给他的多幅作品，但在当时老先生中，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生在没有事先征求先生同意前，一般不能随意带同伴去先生家，所以对他的这份殊遇，我一直羡慕不已。也许是我作为首届书法专业本科生的特殊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庆余兄的极力推荐，使我有了这个机会，真正是喜出望外。
这样，我就在宣庆余兄带引下，怀着既激动又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了张宗祥先生在建国中路余打枝巷的家。时间大概在1963年的冬季。
我跟在庆余兄身后，在先生书房门外站定，先唤一声“张先生”，待先生招呼我们进去后，再相继立正鞠躬，然后才跨进门去。这在当时也是学界通例。因为此前我去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等等老先生家时.也都是这样做的，都不记得第一次是谁教的了，直到90年代去看望沙孟海先生，我还一直守着这项规矩。
张先生的书房应该还兼作客厅的，因为有时碰到其他客人来，没见过有别的接待空间。书房并不大，打理得却非常整洁。写字台上的六个烟斗，也排列得整整齐齐，听说先生每天就抽这六斗烟；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蒲作英的一幅牡丹花。
我当时20足岁，比庆余兄略长，但因他拜师在先，而且是由沈尹默先生正式举荐的，所以每次去张先生家，包括后来他带我去韩登安先生家，以及由张先生介绍一起去拜谒马一浮先生，我都认他为师兄，跟在他后面，而且主要是他与先生搭话，除非先生提问我，我不会随便发问或插嘴，也从来没有敢拿作品去惊扰过张先生。
尽管如此，两年间多次在张先生书房中的所见所闻，一直是我艺术生涯中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任时光流驶，也无法淡忘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我对庆余兄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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