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结论引发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1.转型时期开放、富有弹性的制度结构是多元空间实践的前提
在转型时期,“整个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形成了与传统社会的质的区别:变动不居成为社会制度的常态,开放、富有弹性和活力,能够适应和整合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①土地制度、房地产制度、甚至人口流动相关制度的重大变革都使得空间资本处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其中包括空间的所有权)模糊为空间主体提供了足够广阔的实践空间。改革之前刚性的制度结构之下,空间主要是政治权力的舞台,在我国转型过程中,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国家、企业、社会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进行空间实践,空间既是政治权力的空间,也是争夺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以及符号权力的空间。
2.空间权属的多元化是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原因之一
权力并非是固有、一成不变的,空间权力是在空间实践中获得的。空间权力来自对于不同空间资本的掌握、操控和争夺,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以及符号权力等。正是由于空间权力的多元,才使得掌控权力的各方能够进行对话、互动,进而将他们手中的权力作为筹码进行资源置换,空间的发展因此也充满了不确定性,“798”正是透过不同主体的空间实践,既有的结构规范才被逾越,在原有的空间之上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景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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