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毅（1998）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恒帝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148-265）；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阶段（317-617）；第三阶段，唐代，是全盛时期（618-906）；第四阶段，北宋，是基本结束阶段（954-1111），此后很少再有大规模的汉译浪潮出现。
马祖毅（1998：23）认为草创时期中，安清的译文“偏于直译，有时为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支娄迦谶“译文比较顺畅，但为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陈福康（1992：14）补充支谦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支谦很讲究文丽简略”，反映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而且“改‘胡音’为汉意”，即用意译取代音译。
佛经翻译的初期，外籍翻译家几乎没有提出明确独立的翻译理论或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想状况下，译者出于对佛教教义和典籍的敬畏心态，大多采用直译或音译，不敢轻易改变原文的句法结构，这虽然看上去最忠实于原文，实际上译文却往往支离破碎，不成汉语。
发展阶段，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三不易是要求对原文忠实，五失本是指翻译过程中原文信息的损失.两者是矛盾的。鸠摩罗什倾向意译。马祖毅（1998：41）举例，昔竺法护出《正法华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至，曰：“此语与西域语同，但在言过质。”（僧）睿应声日：“将非‘天人交接，两得相见’乎？”什大喜日：“实然！”从“天见人，人见天”到“天人交接，两得相见”文质立现。彦琮的“八备”，从道德品质和语言能力上，对译者提出要求。与“五失本，三不易”相比，彦琮强调译者的佛学修养和语言能力，道安注重的是字词句的翻译方法。道安重视的是读者，而彦琮重视的是译者。
鼎盛时期，玄奘提出“五不翻”，即有一些词语需要音译，而不能只译意。音译词是为追求语体效果，增加神秘感，王宏印（2003：59）认为，“保证佛经的典雅庄重的提示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保持文风的一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语言的变化，翻译宗教典籍趋向文学化。玄奘的这些观点在当今的时代可能显得过时，在当时却是总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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