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音韵》是十四世纪时为北曲用韵所做的一部韵书。它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仿古韵书的羁绊而根据实际语言的韵部编成的。这是汉语音韵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十三四世纪的北曲用韵代表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这样，《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也就是当时的北方话语音，这对于我们探讨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可以说，研究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形成，《中原音韵》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人们认为现代普通话的语音早在十三四世纪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也主要是指《中原音韵》说的。
一 《中原音韵》的产生
我们要从汉语韵书的发展的背景上来看《中原音韵》的产生。我国语言学史上，韵书的发达是一个重大的特点，三世纪到六世纪，颜之推（531-591）就称为“音韵蜂出”的时代，到了七世纪初，陆法言等人做成了一部有名的《切韵》，后来陆续出现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以及十一世纪的《广韵》、《集韵》等都是根据《切韵》而增订的。这一类韵书是按音韵编排的汉语字典，但是它的音韵系统却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实际语音。语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用韵书固定了下来的音韵系统与实际语音系统也就越来越相背离。我们从域外方言对音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例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93），又从历代诗歌的用韵和别的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韵书不合乎实际语音的情形。唐末李涪批评《切韵》说：
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人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于上声呼偎，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见李涪《刊误，切韵》，左氏百川学海本第十五册）
李涪又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余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可见李涪是以“东都音”来衡量《切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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