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父母角色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可谓千篇一律，无非就是教孩子干这干那，让孩子怀揣父母教给的“本事”从家庭走向社会。“亲子教育”的概念还未提出，当父母的也没有可参考的亲子教育图书，更不用说那些可以传授亲子教育技能的家长培训机构了。尽管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呈现猛涨趋势，有关亲子教育的新技术也初露锋芒，但父母们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教育观念指导自己的教育行为。 20世纪早期的父母最主要的育儿工作就是保证孩子们吃饱穿暖，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直到他们开始自力更生，结婚生子，才会离开父母的庇护伞。“雏燕”终于长成了“雄鹰”，可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展翅翱翔了。那个时代的父母首先要为了生计奔波，繁重的体力劳动占据了生活的绝大部分，家庭生活的欢乐时光少得可怜。家庭主妇们整日为芜杂的家务劳动所累，身边永远少不了叽叽喳喳要这要那的孩子们。据我的母亲回忆，1920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每个周日去教堂就是全家集体活动的时候，一大家人共进午餐，真是无比的欢乐啊。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除了周日以外，她放学回到家就是做作业和帮着干各种杂活。我的外祖父母当然更是忙碌不堪，外公是一名煤矿工，长时间的辛苦作业自不必说，外婆则在家里为七个孩子操劳，大大小小的家务事也常常让她忙得晕头转向。 我母亲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7她的记忆中有很多叔叔阿姨和兄弟姐妹的身影，大家经常在饭桌前谈笑风生，边吃边聊，心情无比的畅快。虽然我的母亲没有电视和电脑的陪伴，也没有电子游戏可玩，但是在她周围总是不乏关爱她的大人们，良好的人际互动对母亲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对于成人和儿童都不无裨益。 这说明单纯依靠父母的教育还远远不够，孩子在与其他成人的互动中更能获取有益的技能。 20世纪早期，心理学领域中还出现了一种关注人的发展的新理论。作为行为主义的先驱者约翰·B．沃森，在1928 年就对父母朋友们提出了下列建议： “最明智的儿童教养方式就是要把孩子当成小大人。父母要耐心细心地看护孩子，照顾好孩子的衣食起居，并且要在孩子面前时刻保持理性和谨慎的行为态度。千万不要拥抱和亲吻孩子，也不要让孩子在父母的臂弯中酣睡。最多可以在跟孩子说‘晚安’的时候轻轻亲一下他的额头，在清晨摇一摇他的小手。尽量让孩子长时间待在后院里玩耍，当然不要忘记在后院竖起一圈围墙，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如果还是不太放心，那么父母可以在院墙上安装一个偷窥镜，或者拿望远镜偷偷观察孩子们的举动。父母要从孩子出生之时就要时刻保持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这样才能克服在育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大西洋月刊》将上述建议称为“上帝对父母的恩赐”。可是我想起了生活在旧时代的祖母和外祖母，她们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波兰，要是她们听到这个建议肯定会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这简直太荒谬了！”其实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父母们都会对沃森的教育建议嗤之以鼻。不过没关系，在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没有进入家庭，收音机也是个新鲜玩意儿，所以这些不靠谱的教育建议根本就没几个父母知道，而且父母们也根本没有去寻求外部教育建议的需要，结果就是父母们对所谓的 “专家建议”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无数个美国家庭承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沮丧难过的消极情绪成了美国家庭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在战争期间，美国妇女从家庭走向了工厂，在更广阔的职业天地里对 “独立”和“能力”作了新的诠释。而一批从战场上走下来的男人们则受益于美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他们走向学校，被输入新鲜的思想。在战后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消费需求日益显露，开始了对物质生活前所未有的狂热追求。美国的家庭慢慢向郊区迁移，原来的大家庭模式已不复存在，人们曾经固有的社会关系被陌生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父母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育儿工作，于是开始寻求外界的支持，他们做好了倾听外部意见的准备。 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倡导父母要向教育专家学习如何进行亲子教育；而不要再依赖于身边的亲戚朋友，从而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亲子教育模式。斯波克的观点是希望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尽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最好把孩子的活动控制得像钟摆一样有规律，要让孩子们成为父母的“朋友”。而与之相悖的观点和理论也不断涌现，结果导致了父母愈加迷惑，不得不应对新的挑战。父母们希望给予孩子尽可能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希望孩子们不用承担父母一辈所承担的压力和重任，他们认为要当好父母就必须要溺爱溺爱再溺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十年间，亲子教育又出现了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我们的现代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9 年，“亲子教育”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字典中，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儿童。而1856年诞生的词汇“父母身份”则一直是用来定义那个时代的父母角色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