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精神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纯粹的大学，“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功利思想大面积消解精神品质与责任感的年代，清华大学依然保有不妥协、不一味随波逐流的可贵品格。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千方百计招揽人才，使清华大学园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有力地推动了清华大学学术和教育的进步。梅贻琦，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因此，他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但又是具体可触的。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在这样的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会长久地怀念它。中国大陆和台湾虽在政治上两相对峙，但在海外所有的同学会都是两岸清华大学共居一个组织。在同学会中尽管政治、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什么原因？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把他们联在一起，这就是“清华精神”。所谓“清华精神”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大学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在中国建学校，因为他们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失算的地方，他们偏偏把学校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中国的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怎么能不想起民族的耻辱？在学校时，每天每刻，帝国主义带给国人的耻辱都在脑海中重播。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京大学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大学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在清华大学，知耻，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蒋南翔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多次坚持科学精神，做事情实事求是。梅贻琦表现出来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大学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推进了清华科学传统的传承。
第三是重视实干。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清华校园的中心还竖立着一块“行胜于言”石碑。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所以，与文科类大学相比，清华大学更重实干。
梁启超在1914年以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在清华人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那句选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勉励之词，被清华人浓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大字，成为一代代清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是的，走进清华园，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气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同清华人接触，你也会感到一种专属于清华人的“精气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曾这样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在离开母校67年之后，季羡林这样表述母校的精神—“清新俊逸”，他说：“什么叫‘清华精神’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实际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立足现实，时代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放眼未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以它生生不息的活力鼓舞着清华人开创新的历史，再造新的辉煌。“一所大学之所以屹立不倒、之所以人才辈出，不仅是因为它有杰出的教师、优秀的学生以及举世瞩目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具有优良和坚强的精神传统，能够赋予每一个学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清华校史展览中，有这样一段话，让参观者驻足、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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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赢得知识的民族才能赢得未来，而顶级学府则是汲取知识的不竭源泉。走进顶级大学，就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取之不尽的生产资源。谁引领先进知识，谁就能走在时代前列。
由北京博士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发的《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东方的20所顶级学府，其内容有学校的历史回眸、当今风采、办学特色、环球影响、杰出校友等等，用生动平实的语言将东方一流大学的风采娓娓道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感悟一流大学的精神，体味知识海洋的多姿多彩。您会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首尔大学、印度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这些大学也许你有所耳闻，但不一定能如数家珍。本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并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学思维带来深刻的启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作为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高等学府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以色列因坚持教育兴国的发展战略，自1948年建国至今，已跻身于为数不多的全球最发达的20个国家之列。又如，书中讲道，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东京大学是东京的“首都”。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东京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官厅街”，不是国会议事堂，不是首相官邸，也不是“皇居”，而是东京大学。可以说，东京大学是东京的灵魂。这里不但出政治家，出首相，也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东京大学，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和现代，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人们说东京大学是“官僚的温床”、“总理首相人才的发生地”、“东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掌握着日本政治经济命脉”。事实也正是这样，仅法学部的4万毕业生中就有2700余人在政府工作过。1921年到1945年间，日本首相、总理大臣中从就有1/3出自东京大学，“二战”后至今除了少数几位政府首脑外，其余人选均由东大人包揽。
在信息社会，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内容，也取决于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某种意义来说，一个国家或民资的学校教育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最好的传媒。而一个国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级大学，就是最好的传媒。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众所周知,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其国内高等院校注重技术研发、大力培养软件人才的举措是不可分离的的。印度理工学院（简称IIT），作为印度IT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知名顶尖学府，对推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并在国际社会领域里独树一帜。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最顶尖的工程教育与研究机构在学术界具有世界声誉，因此被称为印度“科学皇冠上的瑰宝”。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IT人才遍及世界各地，美国硅谷更是这些IT人才的聚集地。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之后才成立的，其历史并不久远。自印度独立那一刻起，百废待新的新政府首任总理尼赫鲁就认识到，要把一个刚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理工教育。为此，印度政府全力打造了这所世界一流的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后，其不仅以国际一流的理工学院为目标，而且直接通过与国际一流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合作，将IIT从一开始就置于国际一流的平台上，这种高起点、快发展的战略为学院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稳步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IIT的毕业生在美国倍受青睐，因为他们是美国各大公司竞相争夺的稀有人才，被视为美国从印度最珍贵的进口财富。印度曾经有一则笑话，说一旦进入IIT，你就是一只脚踩在印度土地，另外一只脚踏进印度航空的人。
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办学各具特色。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IIT近乎“斯巴达式”的教育模式，即培养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学生，备受社会各界青睐。同属于日本的两所顶级大学，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虽为日本东西两地不分伯仲的国立大学，但他们的传统与办学目标却不尽相同。东京大学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被称为“官僚的温床”，而京都大学则以培养科学家见长，被人们称为日本“科学家的摇篮”。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同属于亚洲的顶级大学，有的大学频频出诺贝尔奖，而有的大学至今无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在以色列,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最重要基石,如果只教学而无科研,就不能称为大学,而只是学校或学院。教育兴国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教育预算仅次于国防预算,约占总预算的12%,开展科研的综合大学有6所,其中希伯来大学是最重要的科研中心,肩负3大宗旨:为以色列培养科研、教育和专业领导人才;为犹太民族保护和发扬犹太文化遗产;为人类扩展前沿知识。其科研成果占全国的30%,有6位诺贝尔奖得主。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有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对此也应该做出反思。这也是“钱学森之问”要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如果带着这个问题与思考去看《东方顶级大学传奇》这本书，在对20所不同的东方顶级大学的了解中，更能体会到这种感受，也许我们的认识会更上一层，受到的启示也会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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