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转移。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六七十所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大后方,涉及北大、清华、南开、中央、中山、复旦、武大、华中等高校。这些内迁高校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培养了大批人才,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云南,由于西南联大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使得高校与研究机构同时并存,相互影响,西南联大和云南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和新的发展态势。
第一节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聚集地华北、华中和沿海地区很快陷于敌手,为了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精华,在国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些国立、省立和私立的大专院校纷纷内迁。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爆发而迁至后方者共25所,迁入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52所,停办的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于后方,或是原设于上海租界,或是各国教会所办大学能在沦陷区内勉强维持。①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10余所①。193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组织下搬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次年全面恢复工作。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到来,加上战前就存在的国立云南大学,逐渐使昆明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当时西南联大主要的史学研究机构和代表性学者见表4-1。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昆明,西南联大学者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现状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以学者的忧患意识来表达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通过撰写著述,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思想篇章,这些著述并非只是西南联大学者在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而是能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依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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