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里说：“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是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别的且不说，如果遵从皮氏这个话，我们非注定做“今文家”不可。可是要了解固有文化，却须超越了“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界限，才更近于真际。有人不喜欢把专家治学者和普通人知道一些的途径混为一谈，以为不这样就无由知道；其实了解固有文化也不消这么麻烦，专家研究是一回事，普通人知道一些又是一回事。例如吕思勉的《经子解题》里说：“治学之法，忌偏重主观。偏重主观者，一时似惬心贵当，而终不免于差谬。能注重客观则反是。大抵时代相近，则思想相同。故前人之言，即与后人同出揣度，亦恒较后人为确。况于师友传述，或出亲闻；遗物未湮，可资目验者乎。此读书之所以重‘古据’也。宋人之经学，原亦有其所长；然凭臆相争，是非难定。自此人手，不免有失漫汗。故治经当从汉人之书人。此则治学之法如是，非有所偏好恶也。治汉学者，于今古文家数，必须分清。汉人学问，最重师法。各守专门，丝毫不容假借。凡古事传至今日者，率多东鳞西爪之谈。掇拾丛残，往往苦其乱丝无绪；然苟能深知其学术派别，殆无不可整理成两组者。夫能整理之成两组，则纷然淆乱之说，不啻皆有线索可寻。且有时一说也，主张之者只一二人；又一说也，主张之者乃有多人。似乎证多而弥繁矣。然苟能知其派别，即可以知其转辗祖述；仍出一师。不过一造之说，传者较多，一造之说，传者较少耳。凡此等处，亦必分清家数，乃不至于听荧也。”这儿注重客观，寻求本义，确是很有用的法门；但说必须治了汉学方始懂得经，这岂是人人能够办到的事？要使高中学生这么做，尤其担负不了。所以《经学历史》《经子解题》等书，作者虽然抱着“金针度人”的热诚，仅对大学文科或者有些用处，在普通要知道一点儿固有文化的人，实嫌求之过狭或过繁。普通人只有这么一种指导，不管什么今文古文，不管什么汉学宋学，但把一些已经或者几乎成为定论的东西，简明扼要的，化而为常识的叙述出来。看了这种叙述，再去接触经典，就可以省却许多冥行盲索的工夫，而对固有文化就有了了解，且不会了解在歪里；如果要进而深求，即将此作为入门的第一步，也就没有“择术不正”之嫌。作这种指导，即使自己是个专家，必须脱去个人的偏好与学术的架子，只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说话；对于所谓经典，指说固不须引经据典，但必须语语有据，而且是可靠的据；态度自然愈客观愈好，但必须充满“了解的同情”。朱先生这部书似乎能够做到了这些，所以是值得称赞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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