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中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远了。但丁(Dante)、鲍高嘉(Boccaccio)的文学,规定了意大利的国语;嘉叟(Chaucer)、卫克烈夫(Wyeliff)的文学,规定了英吉利的国语;十四、五世纪的法兰西文学,规定了法兰西的国语。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
中国的国语早已写定了,又早已传播的很远了,又早已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活文学了,然而国语还不曾得全国的公认,国语的文学也还不曾得大家的公认,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这里面有两个大原因:一是科举没有废止,一是没有一种有意的国语主张。
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在科举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无数的白话作品出现,功名富贵的引诱居然买不动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政府的权威居然压不住《水浒》、《西游》、《红楼》的产生与流传,这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徼幸又最光荣的事了。但科举的制度就竟能使一般文人钻在那墨卷古文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一九〇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但是还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语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是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但这些“人上人”自己仍旧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罢!爱庆祝的,也请庆祝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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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