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理事长邰爽秋认为，“我国社会限于士大夫传统的深渊中，对于劳动生产教育向极鄙视。从事生产的人也存着厌恶的心理。这种观念须藉民生本位教育的力量，加以矫正。”②吴曼君则主张，“革除锦绣华美的幌子课程，而改与人民生计有关的实用课程。……学校的课程设备，应当适合学生谋出路及国家需要的人才设想，庶不失教育的真义。”③中国民生教育学会明确提出，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把它从传统教育思想与西洋教育理想这两种流毒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者，就是以民生为中心为基础的民生本位教育”。④邰爽秋等人也注意到，在当时“教育家觉悟了，于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教育，同声相应，就有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喊出'民生本位教育'的口号！一致努力，谋其实现，这就是民生本位教育发生的一个原因”。⑤中国民生教育学会深感，“民生教育又系当今的急务，甚愿其率同一般同志，在新士大夫教育封锁下之我国教育界，开出一条康庄大道来”。⑥
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及其会员认为，为了把教育从流毒中解放出来，应发挥民生本位教育的主张，“希冀获得一般热心教育改造运动的先生们对于民生本位教育的扶植，除了实地施行以外”，还要“把民生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加以研究和推行”。⑦为了“帮助民生经济的发展，矫正传统教育的错误，京沪杭平汉等地教育界同志四百余人，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季交换意见，假定民生本位教育的基本主张……研究民生本位教育的基本理论及实施方法”。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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