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从婴儿期就开始受教育，使人们具有这个社会需要的才能，如果不这样做，人类可能早已灭亡了。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是愚昧、柔弱、最需要呵护的，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力量，需要认识和判断的能力。而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从教育中才能获得。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三种教育培养的，或受之于自然，或受之于事物，或受之于人。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就是我们人类所要接受的三种教育。针对个体而言，如果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能达成一致，目的趋同，就可以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个体，才可以说是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我不愿意根据一般人的认识，将那些可笑的，人们称之为学院性质的机构，当成一种公共性质的教育机制；我也不将对世人的教育看做是这种制度，因为这种教育追求的是两个不同的目的，但结果却不会有所收获。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一批表面为别人、却处处为自己、阴险虚伪的人。由于被人和自然两种力量牵引向不同的方向，形成较大的分歧，所以，我们会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但是，这种做法却使我们一生就在犹豫和斗争中度过，最终无法达成自己的意愿，更不能对他人有所贡献，最后只能碌碌无为了此一生。 自然的教育是我们的器官和才能的内在的发展；别人引导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从影响我们的事物那里获得良好的经验，叫做事物的教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这三种“教师”培养起来的。一个孩子，如果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互相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会合他本人的心意；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一目的，他就会很快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且生活会过得很有意义。这样的孩子，才算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一旦将教育看成是一门人类的艺术，则它几乎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了，因为，它要成功，就必须将这三种教育相协调，配合一致，然而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有所决定。我们殚精竭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目标罢了；不过想要达到这一点，还真需要有一些运气的成分。那么，是什么目标呢？它不是别的，就是自然的目标，这是我们刚才论证过的。既然三种教育必须圆满地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就需要使其中的两种教育来协调另外一种无法控制的教育。也许我们所讲的自然意义上的教育太有些含糊其辞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尽量将它明确起来。 也有人说，自然不过是人们日常的习惯罢了。那么，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一些习惯，看它会不会扼杀我们的天性呢？举个例子来说，有些植物被我们阻碍着，致使它们不能顺应天性自由地生长，它们就具有这样的习性。一旦解除阻碍，让它们自由生长，它们索性还保持着被强制倾斜生长的印痕，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被扭曲或是被阻碍过，就此改变自己一开始的自然生长方向。如果让它们再继续生长和发育的话，它们又会自然地直立生长。 同样，人类的习性也是如此。只要人还处在相同的境地，他就还可以保持由原来的习惯所产生的习性，虽然这些习性对人们来说是不自然的，甚至是做作的；但是，只要情况稍微变化一下，这种习惯就消失了，天性就会迅速恢复过来。 我们生来是有感觉的，而且我们一出生就通过各种方式受到了我们周围事物的各种影响。可以说，当我们刚一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感觉时，我们就希望去逃避或者追求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我们首先要对这些事物进行筛选，看这些事物是给我们带来了愉快还是不愉快；其次要看这些事物对我们是不是很方便和很适宜；最后则看它们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思维理性，以及是不是赋予我们幸福美满的标准。 随着我们的感觉越来越敏锐，眼界也越来越开阔，这些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我们受到了习惯的遏制，所以，它们也就或多或少地因为我们的不同见解而有所变化。在产生这种变化以前，它们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内在的自然。因此，必须将一切都归功于那些原始自然状态的倾向。如果我们所受的三种教育没有太大差异的话，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三种教育彼此矛盾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培养一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时候，该怎样办呢？这样一来，要协调一致就显得不太可能了。由于不得不与社会和自然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做到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 凡是一个很小的社会，当它的范围很狭窄，而内部又能做好团结的时候，就会与大的社会相疏远。如凡是非常热爱自己国家的人，都会表现出一些对外国人的隔阂，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只不过是人，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对那些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亲戚、朋友都很好。在国外，斯巴达人是很贪婪的，是野心勃勃的，是一点仁义不讲的；但在他们的国内，却处处洋溢着和睦无间、公正无私的和气精神。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求他们不屑在自己周围履行的义务。 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爱鞑靼人，为的是免得去爱自己的邻人。 自然人完全是为自己而活，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与他自己和他的同胞们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有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体现在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使人们改变自己的天性，如何才能剥夺他自己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将“我”转移到集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将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只是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 有一位斯巴达妇女，她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于是，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 她看到一个奴隶来了，奴隶战栗地对她说：“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 “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祈祷和感谢神灵，这样的人才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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