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对作家创作背景创作缘起与创作过程的研究虽然符合从孟夫子到鲁迅论文要“知人论世”的主张，虽然有助于正确地如实地了解作家意图，却也有两个难处。第一，往往缺少过硬的与足够的材料，特别是古代诗人作家的写作情况，留下的记录常常是一鳞半爪，真伪混合。因此，许多见解中，推测、估计、论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的成分有可能大于科学的、合乎逻辑要求的论断的成分。如《锦瑟》乃政治诗说，根据是李商隐一生政治上坎坷失意，却并没有他写此诗抒发政治上的不平之气的有力佐证。再如令狐丫环说，究竟今天谁能论证清令狐家里有还是无这样一个丫环呢？即使确有这样一个丫环，又怎样论证《锦瑟》一定是为她而写的呢？即使令狐家绝无此婢，又怎样论证李商隐毕生不可能遇到过一个名“锦瑟”的女子，引起他爱情上的怅然惘然之情呢？或谓“若说是一时遇合，则起二句绝不能如此挚重”（见《李商隐诗集疏注》第二页），这话当然深有其理，但作诗不是有由此及彼的“兴”法吗？从一个无缘相爱相处而又给自己以美好印象的女子身上，联想起自己的爱情生活爱情苦闷，联想起自己一生爱情上事业上政治上的不如意，这又为何不可想象呢？这里，不论是全然的肯定判断或否定判断，似乎前提都还不究分。纷纭聚讼的结果肯定是莫衷一是。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复生，陈述讲明自己的写作缘起和过程，又如何呢？即使我们的论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内孤本”、“独得之秘”以至能相当详尽准确地复述作家的写作状况，这些材料与论断的传记学史学意义仍然会大于它们的文学意义。大多数读者，并不认为不考证清作家的写作过程就不能赏析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埋怨读者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但仍不妨分析一下不求甚解之解的存在的道理。
我国古典诗作中，题明写作缘起的并不少，如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人熟知，除了专门家谁又在意王勃此诗的具体对象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概括性强，气势也好，其文学意义社会意义乃至国际政治意义不知超过送少府外放做官多少倍！再如“访×××不遇”这一类的诗题，又怎能概括得了诗的意蕴？一个作家的写作缘起可以很具体很微小很确定，但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却往往包含着巨大深刻得多的内容，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人格、修养、追求和毕生经验，包含着作家所处时代、国家民族地域的许多特征，其内涵甚至大大超过作家自己所意识到的，这不已是很普通的常识了吗？现在回过头来说《锦瑟》，即使证明它的写作动机确实是写一个女子或一张瑟或瑟乐演奏的适、怨、清、和，又能给《锦瑟》这首诗增加或贬损多少东西呢？
第三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诗的内涵，诗的意蕴。这既与作家创作缘起有关，又独立于作家意图之外。读者面对的只是一篇作品的本文。拿《锦瑟》来说，则是它的意境、形象、典故和精致完美的语言与形式。一般读者喜爱这首诗、阅读吟哦背诵这首诗，应该说首先还是由于美的吸引。它的意境美、形象美、用事美、语言美、形式美，而这种美诗是充满魅力的。其次会着迷于它的惘然之情，它的迷离之境，它的蕴藉之意。“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两句朗朗上口，文字幽雅却绝不艰深。从锦瑟起兴回忆起过往的年华，这个基本立意实在并不费解。“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回忆之中产生了（或弥漫了、笼罩了）类似庄生化蝶不知己身何物的迷惑，回忆之中又萌发了类似化为杜鹃的望帝的春心。或者解为去回忆往日那种类似庄生梦蝶杜宇化鸟的内心经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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