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日历》二书，1925、1926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用手工纸线装形式出版时，下限都到1940年，在当时说，再过十五年就到下限了。1940年后如果再多续写若干年，则除去查历史年月外，还可供当时中西年月的查对之用，因此有的朋友劝他多续几十年，但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二十九年，谁知道中华民国还能有多久，因此只写到1940年未再续。1956年在古籍出版社出版《史表》时，因当时参加政治运动多，未得暇考虑增补。只是根据曾次亮、启功和我的意见，修改了七处。当时曾次亮先生曾拟出“代算量尺”，并写了“量尺说明”，我也做了一个“阴阳历规”及“历规说明”，与傅彬然先生商议，傅同意把二件都附印在书后，但后来因印刷技术关系，无法附印，皆做罢。到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两书时，由于群众多来信要求，故增补了后六十年，下限延至2000年。同时，我将两书互校，并与其他历法书籍核对、推算，校出二书的错误四十一处，经援师同意后，都在中华书局影印时加以修改。
《日知录校注》一书，是援师教课时所使用的教材，积累资料大体完备，书已基本定稿，已定在科学院长远规划内。1955年12月30日，科学出版社建议订立合同，次年7月援师同意订立，定于1958年12月交稿。是年9月时，将此书稿约转移中华书局，后因种种原因此书未能交稿。
此外，《丛刻》里未排印出版的尚有《化考》、《辑覆》、《吴谱》等三种。三书在1962年一年中，中华书局都已约稿。这年6月12月，陈乃乾先生来电话要我去北长街99号他家里，说有要事商谈。关于援师出版等事，中华书局委托陈先生联系，每次都是由我去办理。我得电话后当即骑车去陈家，他告我说：《吴谱》已送到有关单位去审查，现有某“高级人员”对此书提出意见，说此书宗教色彩较浓，尤其是所附录的《吴渔山生平》中的某些章节更甚，这与陈老当时的政治地位不相称，建议暂不印此书。陈先生让我在合适的时候告诉援庵师。
这年12月3日，陈乃乾先生又让我去一谈，见面后，他问《辑覆》已整理完毕否，我告以正在整理，他说：书局已决定把《辑覆》将来印在《旧五代史》之后，所以现在可先不必交稿，以后再说吧！因此已整理修改完毕的点校本迄未交去。
整理《化考》时，援师自己提出不少意见，我都已一一修改，早已把这修订整理本交中华书局。不想1963年9月，陈乃乾先生亲自将此本送回，说最近因对邻近各国的关系问题，上级决定，此书暂不宜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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